不管是量变还是质变，事物变化总会呈现一定的阶段性特征；无论是增长还是发展，经济运行在一定时期总会呈现相对的稳态。人们观察和认识事物的视角不同，获得的认识也会存在差异。众所周知，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因此，当我们讨论经济新常态时，一个首要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当前所处的新常态是增长的新常态，还是发展的新常态？

　　从当前媒体的讨论看，大家更多是在增长层面关注新常态。其焦点主要是两个：一是增长速度。中国能不能恢复高速增长？如果不能高速增长，新常态下的速度大概是多少？二是增长动力。要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从哪里去寻找增长源泉和增长动力？关于增长速度，学者们近乎一致的回答是，中国经济增长未来不会保持1978年至2008年那样的高速，增长速度肯定会下降。在未来一个相当长时期内，绝大多数预测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5年内大概在7%-8%，十年后6%的水平，二十年后5%的水平。关于增长动力，大多数观点强调由投资驱动转向消费主导，由出口鼓励转向扩大内需，出口中性。

　　从发展视角看，新常态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是经济体在各种要素禀赋、外部条件和环境已经或正在发生诸多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经济体内在机制发生自组织变化而进入到一种新的均衡状态。增长速度放缓等量变只是这种新均衡态的表象之一。发展的视角不是不关注增长以及增长速度等问题，而是更关注增长背后深层次的东西，更不是把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中几个组成部分当做增长的动力源。发展的视角更关注经济体内在因素与外部条件发生变化的过程中，相互作用的机制与变化的方向。经济体内在机制变化，就是林毅夫所说的技术、产业不断创新，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经济体变化方向，应该是Amartya Sen所说的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可行能力，扩展人们的自由。

　　关于增长动力，现在几乎都在强调扩大内需，这是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GDP构成上直接推出来的，是以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短期分析为基础的。然而在增长理论中，根本就没有内需的位置，只有经济体的潜在生产能力。而且从发展经济学理论看，中国仍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结构国家，一半的人口在农村，即便是城镇居民，收入分配格局低端的大部分人口的消费能力也有限，远没有达到罗斯托所说的“群体大规模消费阶段”，不能指望以内需拉动生产。

　　新常态是一种新的均衡状态，它是长期的；我们对它的观察与分析也应该是长期的。当我们说目前中国经济是“三期叠加”时，虽然着眼于长期，但实际上还是一种短期分析。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分析转向增长理论分析，是从短期分析转向长期分析；而从增长理论分析转向发展经济学分析，则是从外在的表象深入到内在的本质。

　　如果中国经济发展真的进入新常态，那么，这个常态会持续多长时间？如果时间太长了，这种常态可能就要用另一个名词代替——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就是一种均衡状态，它也是一种常态，只不过是负面的。中国经济已经或即将进入的这个新常态会不会是中等陷阱？如果不是，区别在哪里？如果是，如何避免前进道路上可能存在的这个“新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涵义是，把一个经济体从低收入阶段成功晋级为中等收入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战略，难以继续支撑该经济体从中等收入跨向高收入。从世界银行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阐述看，它的思维取向是发展的，而不是增长的。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讨论甚至争论，逐渐形成一种倾向，把这个概念从深层的发展层面拉回到表浅的增长层面。为了争论，人们首先界定什么是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是用绝对标准还是相对标准；然后，根据中等收入人均GDP与高收入人均GDP之间的差距，推算增长速度与时间。结果，把这个问题简化为小学算术中距离、速度与时间三者关系的追及问题：给定距离和增长率（速度），计算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赶上高收入国家所需要的时间；给定距离和时间，计算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应有速度（增长率）。沿着这种分析思路，中等收入陷阱自然就被看做是经济增长速度过低的问题。然而，增长放缓是经济增长保持一定快速发展阶段以后必然出现的现象，因此许多学者干脆质疑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

　　其实，中等收入陷阱虽然是以“收入”的名义，但实质上是在贫穷的低收入国家摆脱低水平均衡的贫困陷阱之后，在通往发展的道路上仍然会面临新的问题与挑战，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仍然会出现停滞的现象。“中等收入”是泛指那些摆脱了贫困陷阱而尚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储蓄率提高，资本积累不仅不再像低水平均衡阶段那样紧迫，相反，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边际贡献日益递减。如果说贫困陷阱主要是由于资本积累不足所致，那么，中等收入陷阱则主要是缘于创新不足。当资本积累不足时，可以“向内挖潜”，更可以借助外资，促进资本形成。创新不足则涉及结构调整、技术创新、体制改革等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和机制的培育问题，因而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增长问题，而是发展问题。

　　既然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在发展的道路上会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那么，从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发展经济学那里能够获得什么样的理论指导呢？我们发现，现有的发展经济学理论都是以低收入国家为研究对象，理论分析与政策建议都是针对贫困陷阱的，也就是说，还没有新的发展理论来分析新常态下的发展问题。

　　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刚刚从政治上摆脱了殖民统治，而经济体系依然没有从殖民框架中解脱出来，最基本的经济特征就是低生产率和低生活水平，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贫困恶性循环陷阱，发展的任务是摆脱贫困，建立独立的产业体系，实现经济起飞。在现有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中，“起飞”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分水岭”，一旦经历了关键性的“起飞”阶段，一国经济便步入了经济发展的正常轨道，会自然而然地依次进入更高级的发展阶段。因此，发展中国家谋求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就是为经济“起飞”创造条件，全力以赴地摆脱低水平均衡陷阱。一部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史，就是人们研究摆脱贫困谋求经济起飞的学说史。然而，发展中国家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表明，经济发展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会存在不同的发展问题。那些摆脱了“贫困恶性循环”、冲出了“低水平均衡陷阱”、经济发展处于较高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要素、发展环境、发展目标、发展动力、发展任务等方面，明显区别于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道路上仍然会面临着新的挑战，比如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1978年改革开放后经济保持了30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由一个农业国初步转变为工业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最大的外汇储备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二制造业大国。这些成就是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经济发展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一种新的动态均衡状态即新常态。然而，发展经济学现有的一些发展理论与发展战略对中国以及许多中等收入国家已经不再适用，迫切需要新的发展经济学理论。

　　时代在变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在发展。中国经济新常态研究不是短期的热点问题，而是一个长期性的课题。一方面，我们期望经济实践大浪淘沙，凸现经济体在新阶段的本质联系；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经济学理论的积淀，以便有足够的理性去实现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来源：《光明日报》2014年12月17日第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