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新浪财经讯) 第五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颁奖典礼暨2014年中国经济发展论坛于10月25—26日在武汉举行,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马颖出席了会议。
以下为文字实录:
马颖:非常感谢组织方安排一个机会让我进行演讲!
我讲这个题目是我最近在主持教育部文科基地重大项目关于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这个问题有几个考察点:一是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讨论中国经济发展到了现在为止应该怎么办?一个是人均收入按照统计,2013年达到了人均6000美元,在这个门槛以上,有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从这里走出去成功的,像亚洲四小龙非常成功,也有不成功的像拉丁美洲。中国是一个大国,刚才欧阳教授、胡必亮教授等人也讲了,他们讲得很好,给我一些启发,中国的大国能不能走出一条不同的路呢?这是思考的一个要点。
第二,我们的课题研究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的侧重点是外贸,而不是金融,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一个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为了研究这个课题查了很多文献,感到很奇怪的是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基本上不讨论具体的产业结构调整。比如说我想找一找,劳动密集型产业到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文献非常少。新古典经济学的结构概念也不一样,通常讲部门指的也是抽象的部门,所涉及的宏观变量就是消费、投资、储蓄,其他有关具体的部门研究很少见到。能见到的主要就是韩国的文献,韩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走出来最后成功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怎么做?我们感到很为难,现有可利用得文献很少,我说的是有关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分类,当然和统计上的数据处理也有关系。
我讲一讲关于总的指导思想,以及相关文献概览。一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出现的问题与弊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前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带来了很大的来自于出口的收入,为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问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为主导的话,这就有问题了。现在说法就是会陷入比较优势陷阱,我们看看情况是不是这样的。第四个问题是外向型经济产业现在要转变,要确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作为主要的出口产业,如果不走出去中国就面临困局。最后是有关问题的结论。
第一部分引言就不讲了,刚才欧阳峣说,我们处在价值链的低端,福利向外转移,因为同样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对外出口,引发了贸易方面的矛盾,因为我们加强发展了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外资、资本流向使它导致很多资源转向劳动密集型,而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就会受到影响,因为资源只有这么多。由于长期以来,劳动密集型占主导地位,导致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受到影响。
我们把发展成功了的国家进行了概括,他们的产业结构不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体,像加拿大资源很丰富,卖资源不卖劳动;同时发达国家都很成熟,国内消费占GDP30%到50%,贸易开放度很高,而且关键是贸易开放度很高情况下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和调节能力,劳动密集型对发达国家来说不占主导地位,甚至早就放弃掉了,或者早就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了。出口产业在发达国家都具有规模经济性质,以美国为典型例子,它出口大型客机、军火、IBM、好莱坞电影、麦当劳等等都有规模经济,降低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我们可以把所有这些现象和现在出口情况进行比较,看看可以看出什么问题。
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的形成,到现在为止已经出现弊端,当然当年发展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从传统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改革,这个过程不能漠视它所做出的巨大贡献。2002年加入WTO[微博]之后,贸易开放度呈快速增长趋势;第二,劳动密集型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1994年之前,整个变动是递增趋势,1994年之后,呈快速递减的趋势,劳动密集型对经济贡献度不断降低。我们看了统计数字,自己也觉得很吃惊,劳动密集型只兴盛了十几年,竞争力很快下降了。第三,2008年金融危机使贸易开放度呈现递减趋势。
大家看这个图,水平线是GDP增长率,基本上比较平稳,大家看贸易开放度的曲线,2002年有突然上升(因为加入WTO),2008年有突然下降(金融危机爆发了),这里有一条线是向下变动的趋势,这就是劳动密集型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份额,从中可以看到劳动密集型对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最辉煌的时候,劳动密集型从1985年或1986年开始,1994年达到最高峰,然后从1994年以后趋于下降。这个图确实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以及新中国50年代经济发展统计数据得出的。我们自己当时看到也觉得比较奇怪,最辉煌的时候只有1985年到1994年期间。
从这里可以看到三个基本趋势:一是经济增长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二者具有相反的变动趋势。二是经济增长和贸易开放度在一段时间内具有近似于一致变动的趋势;三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占GDP的份额逐渐下降,而贸易开放度呈不规则变动(主要是指我们加入WTO前后的情况变化)。
我们提出了三个基本假设:一是贸易开放加速了经济增长,但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具有负效应,因为劳动密集型不代表产业发展的总体趋势,特别在很多发达国家都表现出一个问题,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是一个特殊时期的产物,中国抓住了这个发展机会上去了,但如果依然把它作为主导,后面发生问题也会是它;二是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具有正效应,但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却有负效应;三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扩张对于经济增长和贸易开放都具有负效应。
为了得出比较紧密的计算结果,我们做了计量分析,对贸易开放度、经济增长、劳动密集型占GDP的比重,另外涉及到控制变量:实际人均GDP、技术进步、第二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总就业人数、投资率等指标,根据这些指标我们做了计量分析。这是联立方程模型。
这些统计数据按照联合国SITC指标,对七类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部门进行了统计。表示劳动密集型是L_STR,目的是为了观察经济增长是不是对劳动密集型增长有偏向。这里选取的数据包括1986年到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以下是我们的计量结果。
结果:一是贸易开放和GDP增长对劳动密集型发展有显著的负效应。贸易开放度越大,由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处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低端,来自出口的附加值越低;二是经济增长具有加速资本积累的倾向,提高作为要素禀赋的资本的比重,逐渐使比较优势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随后的结构调整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重下降,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使用的资本虽然比较多,但跟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相比还是比较少,要想加速增长,一般情况是偏向于资本密集型产业比较多;三是经济增长过程中伴随的技术进步及其新技术的扩散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而且新技术更多地用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而更少地用于劳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对劳动密集型带来负效应。四是导致收入增长可能有可能推动对高质量消费品的需求或对低质量消费品的需求增加,这取决于哪一种需求占主导地位,若是前一种,则对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利。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对劳动密集型是不利的。
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技术进步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一般而论,在中国,技术进步对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是很显著。总就业人数的系数却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就业总人口的增长有利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扩张,这一点证实了比较优势理论的合理性,证明劳动力作为要素禀赋在促进经济增长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投资率系列显著为正,这与国内大多数文献的观点相吻合,即大量投资仍是目前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
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的过程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80年代向中国大陆进行产业转移的过程,当他们向中国转移产业时,中国抓住机会,进入国际垂直专业化的体系,但处于体系低端,所以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我们要按照现在的情况,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理解它,不接受他的产业转移就不能有前面高速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要怎么解决现在的问题。
我们讲转变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是要确定资本/技术密集型出口产业的主导地位。发达国家都完成了工业化,只是有的早、有的晚,而且有很强大的设备制造业体系,对比我国,工业化在少数地区差不多快完成,但绝大多数处于中段,没有完成,缺乏完善的自主创新体系。缺乏与技术创新相配套的完善的制度架构,另外人才在质量和水平上也差得很远。我觉得中国技术创新和建立技术密集型产业要创新,我们可以想办法走出一条中国式的道路,比如说中国高铁就是典型例子,等于是用国内市场巨大的规模培育高铁,全世界都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做这样的实验,先把需要的铁路铺好,做了这么大投资,高铁自然就形成了,其他国家做不到。在我国,这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而且它可以对外出口,有规模经济效应,另外一个例子是大型客机,当然大型客机最终占领全球市场份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像现在这样发展下去,是一条可以走的路,是建立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成功之路,可以走得出来。
我国还有一些产业很有潜力,IT产业、办公用品、通讯设备等也初步具备国际竞争力。另外从统计当中可以看出,第二产业GDP占比仍然是相当高的,虽然由于数据原因我们没有给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具体占比,但从第二产业GDP占比来看,包括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内的第二产业仍然有广大的发展空间。
最后是政策建议,我国是二元经济,要两条腿走路。一条是培育有竞争优势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将其生产同与R&D或与全球销售网络相关的高端环节相连接,使之沿着附加值链条向上攀升,以便实现产业升级。第二条腿是培育起这类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想方设法促进自身核心技术的发展并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特别强调市场配置资源方面要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应当正确地找到适合实行干预的领域,绝对要以产业自身的竞争力以基础形成规模经济,绝不搞“拉郎配”。另外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有发展的潜力,因为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特殊意义在于能增加就业和保持社会稳定,另外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产业中有一部分是民营企业,这部分企业让它得到发展,有利于市场导向的改革。
这些工作都要一步一步做,我们已经看清了整个发展的路径,打造中国自己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只要我们坚持做就一定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