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久、陈宝森教授简介：

李长久，男，1931年出生于辽宁省法库县。新华社高级编辑，现为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自1965年起，开始了新闻工作的生涯。从1975年起潜心研究世界经济。3主要著作和论文包括：从1980—2002年，共出版著作28部（个人专著、与他人合著），主要著作有《21世纪的主战场》、《世界经济十大趋势》、《中美关系二百年》、《科学技术与亚洲新兴工业国》、《今日台湾》、《海峡》、《富饶的祖国海岛》等，其中两部专著获奖。20多年来，李长久同志共有39篇文章被采入不同专辑中，其中主要有《新的技术革命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太平洋地区经济前景与中国现代化》、《世界宏观经济管理》、《美国研究》、《四小龙腾飞之谜》、《转变中的世界经济》、《国际形势年鉴》、《世界经济年鉴》、《走向21世纪的中国对外经济关系》、《跨国公司与民族工业》、《知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亚欧经济合作》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

陈宝森，男，1924生于北京；1943年至1946年5月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科并毕业。曾在华东局的财政部门从事管理工作，并担任过财政干部学校的教学及管理。1956年调入国家财政部的科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82年调社科院美国所做美国经济问题的专门研究，担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记者：两位老师您们好，我们是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学生记者，欢迎您们来到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也非常高兴您们能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知道2006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总体态势良好，贸易顺差在持续扩大，而对我国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原因，国内外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您认为哪些因素影响我国贸易顺差的扩大？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一问题？

陈宝森：我国的贸易存在大量的顺差，首先的一个原因就是这里边存在一个集群效应。对我国而言，基础设施等硬件方面有所改善，劳动力充裕，使得我国相对有一定的优势，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不断密集，出口相应扩大。例如，印度由于其硬件设施的缺乏，只能从事于服务业的外包。其次，加入WTO以后，国外对中国产品出口的壁垒降低。例如，纺织品的贸易配额逐步取消使得我国纺织品的出口数量上升。也就是说限额少了，出口就相应增加。第三个方面，政策方面的因素。国家在出口退税方面作了一些调整，从2006年9月15日起调整部分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同时明确企业9月14日前签定的出口合同，凡在9月30日前按规定向税务机关备案的，在12月14日前报关出口可选择继续按调整前的退税率办理出口退税。对于高能耗、高污染的出口产品一些企业为了退税，在限期以前加大出口。使得出口总量增加，当然长期看，这一部分商品的出口将会下降。这也是国家调整外贸结构的一个措施。

对于如何消减我国存在的大量贸易顺差，鼓励进口是正确的，得到了普遍的认识，但是对于要不要缩减出口，我的看法是我们要慎重。对于那些高污染、高能耗的出口品，我们要对其数量进行控制。但是对于其他出口品，如果打压太大，要想恢复就很困难了。因此，减少出口要看对象，通过不同对象的出口政策不同来调整贸易结构。

李长久：我想说的一点就是中国与美国不在一个平台上。美国跨国公司多、专利多、美元多。它以全球市场为舞台，进行资源配置。按照原材料统计，虽然美国逆差最大。但是实际上美国受益最多。若摒弃原产地统计而采用所有权统计，美国对外贸易存在大量的顺差。而中国，由于其劳动力廉价，市场潜力大，成为全球的加工中心，特别是亚洲的加工中心，其利润薄，实际享受的收益并不大。美国以全球、特别是中国为舞台，进行资源配置。许多企业到中国来投资，进行加工生产，使得中国成为其生产中的一阶段。但是品牌、营销渠道甚至零部件都归外国公司，中国企业在加工中所获得的利润是相当微薄的。所以说中国的顺差，美国的逆差不是一回事。现今中国是一个贸易大国但不是一个贸易强国。而美国企业到中国投资，以中国为生产基地，大量出口，考虑到这些外资的出口以及中国廉价商品带给美国消费者的净福利，美国才是真正的受益者。

2006年对外贸易的最大亮点是高新技术的进出口，同比增长与约30%，高新技术出口、进口分别占总出口额、总进口额的29%、31.2%。但是外商企业的进出口在该方面所占的比重非常的大。为了减少贸易顺差，我们不能过于打压出口，而是鼓励进口。在这方面，我们应该要求美国减少对我国的进口限制。例如，相对于美国、韩国而言，我国的核力发电所占发电比重非常的低，中国在核电站的建设方面有很大的需求。但是由于美国的限制，该项目拖了很长时间，修建一个核电站至少要四五十亿美元，多一些这样的进口，逆差不就减少了吗？

记者：现在提到经济转型比较多，许多学者建议我们应该由出口导向转向扩大内需，中国企业应该由引进来转向走出去等等。如何进行经济的转型，您有什么看法？

陈宝森：哈哈，我觉得这个中央都想知道啊。这个是我们的目标啊！实现这个目标，是需要一定的过程的。第一，我们要明确发展对外贸易是不变的。为什么高新技术被外国企业控制，我国产品附加值低，还要出口？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对外贸易带来的好处就是就业。去年外资创造的就业就有2700多万，占我国企业税收的21.12%。第二，我国国内消费不足。在发达国家，存在这样的经济规律，伴随着经济的增长，投资占支出的比重逐渐下降，消费比重上升。但是，我国的情况却大不相同，随着经济的增长，投资比重下不来，消费比重增长缓慢。这个与中国的“新三座大山”是紧密联系的，那就是教育、医疗保险、养老。相应的社会保障体制的缺乏，使得老百姓不敢花钱。应该说扩大内需是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需要配套的解决这三个大山。短时间内我们还是要坚持出口，保证经济的发展。

李长久：中国的储蓄率如此之高，其中不可忽视的是企业的储蓄。中国企业为什么如此难以走出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企业的素质普遍不高，投资领域的选择，如何经营？资源开发上还好，加工生产上很差。国有企业难以走出去，民营企业更难。

记者：刚才您两位都提到，就业摆在首位，增长速度不可能放缓，那么中美间存在的大量贸易差额如何应对？它会不会带来中美经贸关系的持续紧张？

李长久：中美进行战略性对话，美国是有充分准备的，美方应该明白战略经济对话是站在战略角度的对话，不是美国单方的要求中国开放市场。既然是战略对话，就应该站在战略的角度进行合作。比如能源合作问题，美国与中国都是能源消耗大国，两国的合作对于全世界能源的安全与稳定有很大的作用。又比如环境污染问题，中国应该负起责任，而美国资源消耗最多，排放废气最多，也应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再比如金融领域的合作，如何防范金融风险等。

陈宝森：对于现在的形势，我们不要估计得过于严重。二者的本质关系是互利双赢。美国要实现全球化带来的真正利益就是要和中国合作。部分产业由亚洲四小龙转向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贸易的问题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转移的问题。美国反华呼声最高的是一些弱势群体，他们的受害是服从于美国整体，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的利益，中国只不过是美国弱势群体与跨国公司争论中的替罪羊。如果美国打破现行的格局，转向高成本地区，其成本代价是高昂的。美国政府处理国内问题是有两面性的。不打压中国产品，国内有些集团将抗议，打压中国过于厉害，美国又不能从全球化的战略中获益。虽然现在美国民主党在国会占多数，相对而言将更加注重就业，弱势群体的利益等，但是我不是很悲观。美国大的跨国公司，他们是真正的实力派，他们将为了他们的利益影响美国政策的制定。美国与中国现在可以说是互不可分的，美国维持低的通货膨胀率需要中国廉价的商品。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全球生产经营中一个重要的环节。总体而言，中美贸易摩擦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中美贸易也不会因为摩擦而破裂。

记者：您们两位不仅自己在研究领域成绩卓越，也为社会培养出来了大批的人才。您们对年轻人对我们研究生有什么指导或建议？

陈宝森：首先，我觉得搞经济、搞管理的也好，学习西方的理论是有用的。但是写东西，首先要了解国情。现在是现在特别流行的是模型分析，我的观点是定量很重要，但是不能忽视了定性。我们首先应该搞清楚研究对象的内在关联是什么，前因后果是什么，然后再谈相应的政策。不能简单依靠模型来下结论，出政策，一定要了解中国的国情，结合中国的国情。

其次，研究世界经济的，一定要两头都吃透。例如研究中美问题，出了要了解中国自己的情况，也要弄清楚美国方面的情况。比如，住房问题，如果我们想借鉴美国的经验，就要了解美国住房发展的过程，也要了解中国的现实，弄清楚两者的同与不同，才能借鉴，才能对症下药。

李长久：2004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的研讨会上，对于学术界提出了三点要求，大家的反应很好。我在这里也和大家讲一讲：

第一：防止浮躁。做学问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一个很窄的领域研究了一辈子，很辛苦。

第二、不要照搬，要学会消化吸收。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情，要依据现实情况而定。中国中国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引进的问题，而是如何创新。

第三、不要跟风。中国学术界，这个方面是不好的。别人提出一个口号，应该考虑自己是不是能消化，是不是能接受，而不是盲目的跟风。

记者：谢谢您们二老对我们的建议，也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学生记者：周敏、魏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