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１年９月，我终于到达已迁至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系属法学院，法学院的学生都在校本部（文庙）上课。

本科四年，教我主要课程的教授都是从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留学回来的，他们各自带回了他们老师的学说，也融合了自己的某些学术思想，学术空气浓厚而自由。教经济学的是经济系主任陶因教授，安徽人，思路清晰，曾留学德国，他的讲课是师从他的老师基德教授的经济学。我读过基德著作的英译本，合作主义的色彩比较浓厚。法学院院长刘秉麟教授主讲财政学，湖南口音颇重，他是留英的，讲课内容基本上是参照当时出版的一本厚厚的《财政学》。教货币与银行学的是杨端六教授，也是留英的，著有《货币与银行》一书，是德高望重的老教授。记得学校曾为他开过六十诞辰的祝寿会，同班的张汝楫同学还在《大公报》上发表过纪念文章。刘教授和杨教授十分推崇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李嘉图，新古典学派的马歇尔以及当时名噪世界的凯恩斯等。教经济思想史的是彭迪先教授，他是日本著名左派经济学家河上肇的门生。他讲的课基本上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对各家各派加以评价，深受学生欢迎。新中国成立后彭老师当过四川大学校长、四川省副省长。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一次全国工商联主任胡子昂举行的宴会上我们相见，谈及往事，一再感激他的教诲之恩。教会计学的是戴铭巽教授，浙江人，他思路敏捷，讲课简明扼要，纲举目张，是极受学生推崇的老师之一。教统计学的是韦从序教授，教经济史的是陈家芷教授，教国际贸易的是温嗣芳教授，都是很有造诣的学者。除了本系的专业课程，我还旁听过一些著名教授的课，有当时学校的教务长、著名美学家朱光潜教授讲的英诗和莎士比亚，进步教授缪朗山教的当代小说评论等。我的听课笔记写得认真而完整，有的笔记本传至下一班的同学。

六年大学生涯，课外自学是我吸取经济学理论精华的主要来源。二战期间各国物价飞涨，通货恶性膨胀。在这个大背景下，我对货币银行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杨端六教授的专著《货币与银行》所列英文参考书我几乎全读了。母校图书馆有关货币银行学的英文书籍我都涉猎过。我是流亡学生，寒暑假无家可归，系统地读书成了假期的基本活动。我在中学时代英文学得比较好，大学一年级英文演讲比赛得了第三名。英语这一工具对我读经济学专业英文书籍帮了大忙。凯恩斯的《通货和就业概论》我精读了数遍。我的大学毕业论文是关于货币学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是关于凯恩斯就业理论的。我按照彭迪先老师所讲的经济思想史中的主要学派，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都是读的英文原著。我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中译本，还读了《资本论》英译本。为了读该书的德文本原著，特别选修德文作为第二外国语，可惜那位教德文的西班牙籍小姐太和气，要求不严，学习进度太慢，我没有学好这种语言。１９４７年初回到复员后的珞珈山母校，完成我的研究生论文时，正值张培刚教授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母校经济系主任，我和同班同学曾启贤（他是我们大学毕业班考试的第一名，我是第三名，后来他任母校经济系教授）共同翻译张教授的成名专著、英文本的《农业工业化》，两人各译一半，这又使我在经济学专业受益匪浅。

在母校，是用“啃”字来形容苦读大部头书的，好比蚕吃桑叶一样，很生动形象。六年里，我“啃”了这些大部头书，现在看来，下功夫读原著对自己的理论功底、思想方法和开阔视野、分析问题都大有裨益，培养了读书习惯，找到了好的学习方法。１９４７年研究生毕业后，我到南京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所长是我国现代社会科学奠基人之一的陶孟和先生。有的同行说我功底好，在母校“啃”了六年的大部头书就是我的基本功底，还有母校诸位老师的治学精神和比较宽松的学术气氛对我的熏陶。

（作者为校友，经济学家，于国家商业部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