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母校已经56年了，其间只回去过3次，但母校一直深藏在我心中，而且越是年老越是想念，不时在梦中都梦到那解放前后的峥嵘岁月和扣人心弦的情景！

那光荣的“六一”死难烈士的纪念亭是我1947年考入武大后的第一次深受教育的地方。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的学长董辅礽同学，给我们几位新同学讲述了“六一惨案”的经过，种下了我后来卷入革命学生运动浪潮的种子，此情此景令人终身难忘，经常进入梦中。

难忘那学识渊博、诲人不倦的教授老师们。在他们的循循善诱下，一个从农村来的青少年走入了神圣的经济学殿堂。特别是杨端六老教授和他的《货币银行学》，刘秉麟老教授和他的《财政学》，戴铭巽老教授和他的《会计学》，刘涤源教授和他的《经济学原理》，他们的音容笑貌至今仍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经常进入我的梦中。

难忘那风雨同舟的老同学。我们共同生活、共同学习、共同战斗、同甘共苦，真是刻骨铭心，以致后来相隔几十年见了面还是像同学时那样亲密无间。特别是“三毛”同学，他当时是我们经济系地下组织的领导人，也是我后来入党的介绍人。他在介绍我入党时和我的谈话成为我后来做人做事的准则，至今言犹在耳，终身难忘。

难忘那解放后两年母校轰轰烈烈的运动。有动员学生参加抗美援朝的运动，思想改造运动和批判运动等等。我当时负责动员的50级同学，有十几位同学踊跃报名，被批准的近10人，他们有的到了抗美援朝前线，有的还立了战功（如聂弥合同学）。他们的音容笑貌也一直留存在我心中。

自从1951年7月离开母校，来到遥远的西北，在这里一待就是56年，但是在我的心中，仍然首先想到的是母校。我先后获得20多个奖状，我把它们都归功于母校的培养。我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很多都是从母校的老师那里传承下来的。我的主要学术成就（关于劳动和劳动价值论、中国发展经济学等）也是在刘涤源老师、张培刚老师和谭崇台老师的教导下完成的。感谢母校，感谢母校的培育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