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45-1949年在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系读书，李老师为我们讲授《比较经济学》。文质彬彬，一表人才的李老师，在讲课中详细的对比分析了美国与苏联的国情、制度、经济与政治的特点，使我们大开眼界。因为我们早就希望了解这两个对世界具有特殊影响而又互相对抗的大国。李老师的讲授对于我们这些对旧中国失望，正在寻找新中国的取向的青年来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使我们从理论上了解并在思想上选择了社会主义，在行动上决定跟着共产党走，迈出了决定性的一大步。

毕业时，我和孔旭的论文又是由李老师指导。他当时住在汉口三元里。我们第一次去他家请教时，他非常热情地接待我们。李老师不仅对选题、主旨、结构、用意和实用价值详加指导，还对我们的生活、学习和未来提出建议，并对我们说，无论遇到什么问题和困难，都可告诉他，他一定帮助解决。

1948年武大发生"六一"事件，三位同学遭枪杀，我们为了揭露反动派的罪行去募捐，找到李老师，他立即捐出了当时我们都未曾想到的巨款。

解放后，我和赵源等几个人到中原大学学习党的知识和政策后，想到银行工作。去找李老师，他立即打电话给中国银行负责人赵忍安同志并获得同意。虽然后来中原大学留下我们做教师，未能去银行工作，但李老师对学生的关心使我们无不衷心感激。

我们的同学，有家庭经济困难的，李老师知道后就立即资助。赵良在武大读书时就不时得到李老师的关照。孔旭解放初期生病住院，李老师多次去看望并资助，使他能得以治疗并保证了较好的营养。

毕业后每次我到武大开会时，都去看望李老师和师母，他俩总是热情接待，总要留我吃饭，并询问同学们的情况。他俩的好友毛恩培教授夫妇就住在我家旁，他俩每次看望毛教授夫妇时，都会来看望我和慧珍。后来我对乔九如老师说，李老师到你家时，请你马上电话告诉我，我到你家来看他，不能让老师又爬楼来看学生，没有这个道理。但有一次他听乔老师说慧珍扭伤了脚，又专门来家里看她。后来，慧珍不幸去世，他又亲自来我家悼念。恩师爱生之深情，不仅令我终生难忘，并且使我深深地懂得了应当如何教书育人和爱护学生。

有一次，我去他家时，得知他姐姐的儿子(曾任台湾经济部长)，来北京时专程来看李老师这个舅父。李老师陪他去看了不少地方，他初识祖国大好河山，感到很欣慰和高兴，李老师还要他为祖国的统一多做工作。在李老师的父亲李更生倾其所有办学(毛泽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曾称他是爱国的教育家)后，李老师与姐姐便相依为命。但当时他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早已看清其本质，所以没去台湾，而坚决留在武汉迎接解放。

我问过李老师，你作为民建中央副主席，为国家做了不少工作，你应该争取加入共产党才好。他笑笑说，我早就有过这种想法，但是党要我在外面协助工作，我只好听从安排，也许真的在党外还可多起些作用。

李老师历来治学严谨，又勇于根据时间、空间、条件的变化，探索和创新。早在1956年关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矛盾性质的讨论时，一般人都认为是对抗性的，他从民族资产阶级的实际出发，认为具有"两重性"，差点受到批判。好在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指出中国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但是在我国具体条件下，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矛盾，可以用和平方法解决。李老师才得以解脱未遭批判。

在关于纸币是否代表黄金的讨论中，老师与我校谭清教授的观点不同。谭教授仍坚持代表黄金的观点，李老师却认为人民币与各国纸币都是信用货币(银行券)，不再代表黄金。纸币代表的已不再是特殊商品的价值，而是商品总价值的等分值或与物价挂勾的指数。两人公开写文章反复争论，但在各自文章发表前均先寄给对方看后再发表，从而在争论中形成了挚友。我为此还写个一篇小文章，赞扬这两个"货币大王"的高风亮节，引起参与讨论者的不少好评。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开始是由美国国际投机商索罗斯在美国支持下，从银行借出泰国泰铢，大量抛售，造成泰铢大量贬值，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东南亚国家和"四小龙"货币也纷纷贬值。美元汇率一低再低，股票下降，不少国家损失高达10%-50%。不少工厂倒蔽，失业激增，人心惶惶。当时由于我国人民币坚持不贬值，才稳住了香港金融市场,最终制止了这次危机。就此事我特别请教了李老师，他告诉我，这是一场金融战争，是人为的。在经济社会信息时代，金融在市场一体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现代战争已不是冷兵器、热兵器时代全靠士兵和武器在战场上拼杀了。现代战争出现了少数国家、少数人挑起的金融战、信息战等，它兵不血刃就可屈人之兵而迫使对方腑首称臣。李老师关于现代新战争之说，提高了我的认识，我才知道李老师知识渊博，又对新的战争有新的看法。我说李老师你的社会活动那么多，但新思想、新建议也总是多，我认为这是"知识累进再生产"的结果。他说你这个说法有道理，任何人只要他多读、多看、多听，多实践，特别是又多思考，他的知识就可累进再生产。

四、谋略的设计者

李老师治学与行事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运用理论去解决现实问题，为此他总是在战略、战术、方针、政策一直到解决具体经济问题的方法上下功夫。他利用参加各级人大、政协、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机会，不断为社会主义建设出谋献策。诸如：发展股份制经济、发展第三产业、重视科学教育到推行物价折实制度、发薪转账、推广支票存款、开放商业信用、发展集体所有股份公司、推广公司债券和政府债券的发行等等。

特别是1983年，他根据武汉市经济发展滞后的现实，提出"两通起飞"的战略设想。虽然有人质疑，说他不重视生产，搞"无米之炊"，是主张流通决定论。我问过李老师，你辛辛苦苦，日夜研究，提出一些有价值的新观点而遭到怀疑和批评时，不感到委屈吗？他说在科学研究面前，本来就没有平坦的大路。在国家需要，对人民有益的时候，应当勇于进言。何况现在又主张解放思想，提倡民主自由，要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呢！真理越辩越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个人一时的得失，又何足挂齿。"两通起飞"很快得到武汉市政府的肯定和采纳，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武汉市政府于1985年隆重地向他颁发了嘉奖令。他接受了一个花瓶作为纪念，而未接受发给他的奖金。

李老师把经济理论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成了一个大家肯定并崇敬的著名经济学家和战略、策略的设计者。他在这方面的成就不仅在教授中显示了他的特色，而且对我们这些老学生的教学与科研影响深远，拨正了我们在新时期努力研究和解决新问题的航向。

李老师以九十二岁高龄安详仙逝。悼念会肃穆庄严，温家宝总理和李克强副总理送来了花圈。崇怀恩师，你爱国爱民爱学生无私贡献了一生，受到如此隆重赞誉，你可以安详升天，含笑九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