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5月18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诚信集团创始人、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教授出席论坛并参与论坛研讨。本文系根据毛振华论坛发言整理，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当前中国处于政策高频调整期。虽然宏观经济政策被理解为以“熨平短期经济波动”为主要任务，但短期政策调整也必须考虑长期因素的影响，需要在判断当时所处的经济增长阶段和发展周期的前提下来选择合适的短期政策。也就是说，宏观调控不仅要考虑短期变量，也需要对长期变量予以充分考虑。

　　过去十年美国因素多次扰动中国宏观政策

　　从目前情况来看，美国因素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是影响中国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变量。当然，美国因素对中国宏观政策的干扰或冲击也不是首次出现。过去十余年，每当我们基本上确定一个政策调整基调的时候，这种扰动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扰动，有时候是非美国主动为之的客观因素导致的，有时候是美国故意挑起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两次扰动即是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对中国宏观政策的冲击和2018年以来贸易战对中国防风险、去杠杆进程的干扰。

　　2008年金融危机前，我国正处于内部的周期性调整阶段，结构调整力度有所加大，但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市场化的改革开放路线图被迫调整，不得已推出了一系列增加负债、扩大投资的经济刺激政策。在这一系列稳增长政策的带动下，我国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也导致宏观风险尤其是债务风险不断累积，我国从一个低债务国家转变为高债务国家。

　　2016年下半年至2017年，随着稳增长政策效果的边际递减和风险的不断累积，我国将宏观调控的重心转向了防风险，并逐步确立了稳增长、防风险的双底线思维，着手解决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逐渐积聚的高杠杆等中长期风险。在这个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美国干扰因素再一次出现，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导致中国经济运行的外部环境恶化，经济运行中一些深层次问题集中暴露，对市场信心造成了比较大的冲击。在此背景下，我国宏观政策不得不再度进行了调整，对稳增长的关注加大，防风险的力度和节奏有所弱化。

　　美国因素已成影响中国经济与政策的长期变量

　　如果说2008年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并非美国主动为之，而贸易战则完全是美国主动挑起的。更为值得关注的是，这一干扰因素不是短期内能消除的，而是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运行与宏观政策的长期因素，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将趋于长期化。

　　为什么说美国因素的干扰已经成为一个长期变量?从目前贸易战的进程来看，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只讲经济问题，表面上表示我们做出让步他们就不再针对中国，但从副总统彭斯等“鹰派”政客的一系列表态来看，美国现在已经在政治、军事、外交、科技、文化等领域与中国展开了一场世纪型、多维度的竞争，要跟我们打“世纪战争”，这是美国基本上已确定的对中国的政策基调，对我们来说这个躲避不了。事实上，我们不让步美国会针对中国，让步也会针对中国。贸易战只不过是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前哨战”，美国试图通过这一“前哨战”从中国捞取短期好处，但捞取了好处也不改变美国后续跟中国先“脱钩”、再决战的策略。同时，美国还试图通过贸易战挑拨中国的国际关系——通过迫使中国购买美国产品，使中国减少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合约，从而损害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让中国的外部环境进一步恶化。这当然是个大阴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贸易战对我们是个超级问题，不是简单的算个账的问题。

　　总而言之，美国对发动贸易战早有预案，而中国也做好了持久应对贸易战的准备，中美之间贸易冲突的局势可能会维持比较长时间，冲突领域还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甚至演化成“新冷战”。所谓“新冷战”，即是美国拉拢他的盟国，包括欧盟、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并形成北美联盟，这些发达国家聚合在一起，发起对中国在经济、贸易、外交等领域的封锁。

　　面对双重压力保持宏观政策中长期稳定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内外双重压力:一方面，美国因素成为影响中国经济运行与政策调整的长期变量，外部不确定性上升;另一方面，国内经济依然存在债务风险高企等结构性问题。在外有贸易战、内有结构性风险的背景下，我们该如何应对?

　　首先，要理性应对贸易战，化解以彭斯为代表的美国“鹰派”政客试图使美国与中国关系全面“脱钩”、将中国拉入“新冷战”的意图。虽然中国已经做好了应对持久贸易战的准备，同时也不惧怕任何形势的外部挑战，但在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下，中美之间保持适当的政治经济联系、保留相互接触的窗口依然是非常必要的。这与上世纪50年代毛主席放弃解放金门、马祖，为两岸接触、对话提供“抓手”是一个道理。虽然短期内美国对华政策基调难以出现根本改变，但确保双方在各领域的适度往来可以为将来双方关系迎来转机提供一线生机。因此，我们需要理性应对贸易战，在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础上，也可以适当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作一些调整，避免落入美国“鹰派”政客所期待的中美双方“新冷战”的陷阱。

　　其次，在对内政策上，无论外部冲击如何，宏观政策要保持中长期稳定，减少短期调整频率，集中精力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当前我国的宏观政策工具存在过度着眼于短期波动的现象，经济政策的长期性、连续性不足。我们要更着眼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在稳增长同时更积极地采取措施逐步化解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风险。宏观风险的化解不能仅仅寄希望于时间，而是必须依靠政策、依靠切实的行动。在具体政策上，我们要提高政策导向和政策工具的可预期性，政府通过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对市场各个部门提供更多的稳定性政策支持，减少由于个别事件所引起的宏观经济政策上的大幅调整。从当前来看，较为可行的政策选择是稳健或者稳健偏紧的货币政策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搭配。目前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整仍有一些不到位的地方，甚至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前些年一些地方政府大力开展基建投资，但一些地方政府由于财政收支的压力并没有将尾款支付给承建工程的民营企业，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民营企业的债务风险，而民营企业的债务风险通过企业互保、银企合作等链条向其他企业乃至金融体系传导，极大地加剧了金融风险。如果加大财政政策力度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缓释由于地方政府欠债而引发的一系列风险。

　　稿件来源：人大国发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