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时代的理论与对策

作者：

陈东升（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泰康保险集团）

原文刊发：《管理世界》2020年第4期

随着世界老龄人口占比不断增加的趋势日益明显，学界普遍认为其速度加快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日本等部分国家已出现了经济衰退现象。但也有实证研究发现老龄人口不断增加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负面关系，经济学家将其归因于相关国家的科技发展及对老龄化的适应速度较快（Acemoglu and Restrepo，2017）。面对人类寿命日益延长，一些学者聚焦于寿命实质增长所带来的生活与就业的改变，提出了“长寿时代”（the Age of Longevity）的概念（琳达·格拉顿等，2018）。我们认为，“长寿时代”这一概念，虽然包含“老龄化”所描述的一些典型人口现象，但更多地指向老年人口占比升高后人类社会的一种相对稳定状态，有着更丰富的含义。首先，“长寿时代”更具前瞻性，强调人口结构转变后的新均衡及其带来的影响，启迪个人和社会立足全生命周期，积极主动地应对这一变化。而老龄化多是关注老年人口变化的阶段性过程和发展困境，其视角往往着眼于老龄人口本身及其产生的问题，偏向被动应对。其次，“长寿时代”涵盖的领域更广，包括长寿与健康、财富等主题的内在关联，蕴涵了人口现象背后一系列的挑战和机遇。最后，在阐述“长寿时代”特征时，我们不仅仅停留在死亡率、出生率下降这两个导致“老龄化”的因素上，而是增加了对寿命增长和人口结构变迁长期趋势的预测，把“长寿时代”所指的长期的、相对稳定的人口和社会经济形态界定得更清晰。本文旨在系统性地阐述“长寿时代”的内涵与外延，扩充完善其学术理论，并在社会、政府、企业层面探讨了对长寿时代的应对思路。

数据表明，世界正在快速地变老。联合国人口司《世界人口展望2019》显示，2019年世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达到72.6岁，比1990年提升8.4岁，预计2050年全球平均预期寿命有望达到77.1岁。1990年全球65岁及以上老人约占总人口的6.2%，2019年这一数字上升到9.1%，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15.9%。与此同时，80岁以上高龄人口的增速会超过低龄老人，1990年全球80岁以上人口只有5400万，2019年已达1.43亿，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4.26亿。同时，联合国数据还显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全球几乎都在经历生育率的下降，总和生育率已从1990年的3.2降至2019年的2.5，到2050年将可能降至2.2的水平。这也导致全球出生人口增速已经变得非常缓慢，预计到2045年后全球出生人口数量将开始逐年下降。根据联合国人口司中等假设水平预测，全球人口规模可能在2100年前后到达顶峰并开始回落，也有一部分人口学家认为2050年就有可能迎来人口拐点（达雷尔·布里克等，2019）。

联合国给出的人口中位数变化趋势显示，与许多欧美国家相比，东亚国家的老龄人口增长速度更快。其中，日本老龄人口占比自2005年开始超过北欧国家高居全球首位，其老年抚养比目前已达到48%。2010年至2019年之间，日本的死亡人数比出生人数多出260万人，预计到21世纪中叶日本人口将减少到1亿左右，21世纪末将进一步缩水至7500万人。近年，日本的情况在亚太地区（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等）相继重演，其发展脉络具有借鉴意义。

与东亚发达国家和地区类似，中国的人均期望寿命在增加，老龄人口增长速度不断加快，人口年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2016年的人口预期寿命为76.3岁，在195个国家中排名68位，有学者认为若按此趋势保持下去，2040年中国的排名将会上升至39位，人口预期寿命达到81.9岁（Foreman et al.，2018）。在老龄人口占比结构及增长速度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从2000年的7.0%上升到2019年的12.6%。据联合国预计，到2025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就将上升到14%，到2045年预计每4个中国人中就有1位老人。

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将面临更多的挑战。中国人口基数大、生育率下降快，导致老龄人口增长进程愈发加速；国家医疗保障体制、福利保障体系难以匹配将要到来的社会人口年龄结构；人口预期寿命快速增长，但人均收入及储蓄均不及同时期发达国家，难以支撑个人退休期间的消费水平，或导致“未富先老”、“又老又穷”的社会现象发生。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2.6%，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而美、日、韩老龄人口比重达12.6%时人均GDP均在2.4万美元以上。有国外专家提出，中国未来的老龄人口增长速度很可能比日本更快，引起的问题也更严重。

人类进入18世纪中叶，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后，期望寿命开始前所未有地增长，长期以来相对恒定的人口年龄结构发生深刻改变，这引起了学者的极大兴趣和理论思考（安格斯·迪顿，2014）。近代人口学诞生以来经历了3个主要理论发展阶段：一是从18世纪末发展至今的马尔萨斯主义理论，二是20世纪后期兴起的人口衰竭理论，三是近20年间对“积极老龄化”（Active Ageing）的广泛探讨及相关研究。然而面对目前全球范围下的老龄人口增长浪潮，各种理论都难以有效应对挑战。

第一类理论为马尔萨斯主义学派。近代人口问题研究的先驱马尔萨斯在其人口理论中阐述了农业社会中资源对人口增长的限制作用，后衍生出马尔萨斯学派，强调控制人口的必要性。20世纪70年代，著名民间学术组织罗马俱乐部对工业时期的人口过度增长及其所致的经济增长极限作出建模预测（德内拉·梅多斯等，2019），认为马尔萨斯式的人口增长及资源利用将导致不可控的衰竭，应引起警惕重视。该类预测在近年被真实数据证明存在偏误，未充分考虑技术革命带来的资源解放以及城市化导致的生育意愿降低，过度放大了人口增长的潜在风险。

第二类理论密切关注老龄人口增长问题，并提出人口衰竭的预期。20世纪末至今，全球相继迈入老龄人口快速增长阶段且各国缺乏有效应对方案，有关人口结构老龄化、人口规模衰减的分析研究开始大量兴起。1987年，德克·范德卡（Dirk Van de Kaa）提出“第二次人口转变”（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对生育率低于人口替代率的现象作出解释（Van de Kaa，1987）。在分析老龄人口增长及人口规模下降的成因及影响方面，多国学者均指出人口老龄化及人口负增长会对消费、生产力、就业、创新、竞争力、财政储蓄与文明传承造成压力，此类研究强调老龄人口的负担性及人口负增长带来的挑战（Bloom et al.，2003；Maestas et al.，2016；大前研一，2017；梁建章、黄文政，2018；达雷尔·布里克等，2019）。

20世纪90年代起“积极老龄化”引起了广泛探讨。联合国及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开始倡导“健康老龄化”，后又提出“积极老龄化”概念，人们意识到应多角度地看待老龄人口增长现象，研究领域逐渐多样化、细分化。老龄人口增长开始被看作是科技、医疗、健康护理、公共卫生等多方面的进步，人们普遍认为该问题“机遇与挑战并存”。与此同时，2000年以来中国关于养老问题的研究成果增多，上升趋势明显（曹献雨、睢党臣，2018）。

在各国老龄人口占比均不断升高的时代背景下，经典人口学理论显示出诸多缺陷，而针对老龄人口问题的研究，一方面以碎片化成果为主，缺乏成体系的理论指导，另一方面偏重数据分析和预测推演，缺少针对未来人口年龄结构的实践经验及系统性解决方案。站在过去看未来，将受制于当前社会阶段的发展逻辑，难以有效应对挑战。本文通过解读全球人口发展脉络，指出长寿时代的不可逆性，立足未来人口和社会形态分析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并由此推导出合理有效的对策。文章将延伸丰富长寿时代的理论价值，建立一套发展的、符合未来寿命和人口年龄结构长期趋势的理论分析框架，深入剖析长寿时代的挑战和机遇，并指出企业及个人的应对思路。

文章首先阐述长寿时代的主要特征及形成原因，探讨低死亡率、低生育率，以及预期寿命保持增长、人口年龄结构趋向柱状、平台期老龄人口占比超越1/4等人口现象。第二，在微观角度指出长寿时代与健康时代、财富时代的关联性：长寿时代下预期寿命的延长、生存质量的提高和社会功能的变化将造就健康产业及健康经济，同时社会储蓄结构及财富积累形式将会发生变化，对养老金替代率充足的需求，会推动第二次人口红利（Mason and Lee，2004）。第三，从宏观角度说明长寿时代对生产、需求、就业、增长、社会公平等多方面的影响。最后，文章着重探讨了在长寿时代下，个人社会需要作出的调整，政府的作用，以及企业应如何创新商业模式、保持企业活力、承担企业社会责任，通过市场经济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积极迎接机遇与挑战。

（一）长寿时代的特征

18世纪中期开始的工业革命打破了农业社会资源承载人口能力的限制，世界人口在那时开启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增长。基于对人口增长过程中出生率和死亡率变化的研究，1929年美国人口学家沃恩·汤普森（Warren Thompson）提出按人口增长模式可以将各国划分为3类。在此基础上，1945年弗兰克·诺特斯坦（Frank Notestein）进一步将人口增长模式归纳为潜在下降、转变增长、潜在高增长3个类别。此后对于人口增长模式的描述逐步发展形成了人口转变理论。当前普遍将人口转变分为4个阶段，即第一阶段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人口规模不变或增长极其缓慢；第二阶段是高出生率、死亡率下降，人口快速增长；第三阶段是出生率下降、低死亡率，人口增速放缓；第四阶段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人口规模趋于稳定。

当前世界正在由人口转变的第三阶段快速转向第四阶段，但第四阶段以及之后会进入什么状态？我们在此提出长寿时代的概念，认为它将是人口转变后的新均衡。这一时代伴随着五大特征：低死亡率、低生育率、预期寿命持续提升、人口年龄结构趋向柱状、平台期老龄人口占比超越1/4。

1.死亡率下降至低水平

19世纪人类的死亡率开始显著下降。当时生活水平提高、营养改善是决定性的因素。工业革命带来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使人们逐步摆脱了饥饿的困扰，增强了抵御疾病的能力。英国和法国的预期寿命分别从1750年的37岁和26岁增至1900年的48岁和46岁。英国学者托马斯·麦基翁（Thomas McKeown）提出19世纪英国死亡率下降是由于经济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其中最重要的是饮食的改善（McKeown，1962）。美国学者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也提出人们对周围环境的控制和创造技术革新的能力相互促进推动了死亡率的不断降低（Fogel，2004）。

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对死亡率的下降同样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传染性疾病的控制。以美国为例，由于通过水和空气传播的传染性疾病得到了有效控制，1900年至1940年美国整体死亡率下降了40%，预期寿命从47岁提升至63岁，原来在城市生活死亡率更高的问题也在这一时期消失了。研究发现净水过滤和氯化系统的广泛应用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美国带来了这一史无前例、最为快速的死亡率下降（Cutler，2005）。此外，20世纪40年代抗生素类药物的使用进一步降低了传染病的病死率。例如，根据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在此期间肺结核的死亡率一下从1945年的39.9/10万降到了1955年的9.1/10万。

到20世纪下半叶，医疗和技术进步与死亡率下降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有研究指出美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死亡率下降更多是得益于医疗进步带来的心脏病、中风等心血管疾病死亡率的降低。1950~2016年美国预期寿命提升了11岁，其中一半以上的增长与65岁及以上人群生存率提升有关（Catillon et al.，2018）。此外，欧美发达国家在公共卫生方面的知识和现代医药技术向发展中国家的传播推动了全球死亡率的快速下降。1960~2000年期间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免疫接种、疾病专项防治等成为带动发展中国家死亡率下降的重要因素，而收入和营养改善的影响已不像欧美发达国家早期所经历的那样显著（Soares，2007）。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卫生健康领域非常重视，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实现了死亡率的快速下降。20世纪50年代初期发起的全民卫生运动极大地改善了中国公共卫生状况，显著提升了对传染病的防治能力。《中国妇幼健康事业发展报告（2019）》显示，与解放前相比，到2018年中国孕产妇死亡率从1500/10万下降到18.3/10万，婴儿死亡率从200‰下降到6.1‰，平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升至77.0岁。

2.生育率下降至低水平

在农业社会，人是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孩子是生活保障和劳动力的来源，因此在高死亡率的生存环境下，高生育率是维持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工业革命的到来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女性的地位得到了根本性的提升，生育意愿也因此发生了改变。

首先，儿童死亡率的显著降低使人们对生育孩子数量的意愿产生了变化。孩子的质量与父母在时间和金钱上的投入相关，夫妻在潜在生育孩子的供给量和需求量上需要寻求一个平衡（Becker，1960）。其次，女性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升，增强了女性社会和工作参与的能力，改变了女性对生育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也相应推迟了结婚和生育年龄。此外，对有效避孕知识的掌握和避孕工具的普及使两性行为与生育实现了分离。随着20世纪60年代廉价、便捷的避孕药在美欧及此后在全球的快速普及，有效的避孕工具变得简单易得（保罗·莫兰，2019）。

20世纪70年代开始，生育率走低成为全球性趋势。不仅是发达国家，随着低收入国家的发展，其生育率也随之降低。1950~2017年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全球总和生育率下降了49.4%，由4.7个活产婴儿降至2.4个（Murray et al.，2018）。另据联合国中等假设水平预测，全球生育率还将继续走低，到2050年每名妇女生育子女数将降至2.2个，到2100年降至1.9个。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起经历了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到1980年总和生育率已经从6左右降至3以下，到20世纪90年代已降至替代水平以下。这其中生育政策的影响只是一方面，实际上社会、人口、经济的发展变化越来越成为影响生育率的主导因素（都阳，2005）。近年中国二胎政策开放并没有带来生育率的回升，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低生育率国家鼓励生育的政策也是需要漫长的时间积累才可能看出成效（杨昕，2016）。

3.预期寿命持续延长

新兴药物的不断创新、先进医疗技术的普及应用和进步使得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艾滋病等疾病逐渐从致死性的疾病杀手变成可控制的慢性疾病，人类的预期寿命得到持续延长，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主要发达国家都保持了每10年增长2~3岁的趋势。以癌症为例，研究数据显示，与1991年相比，2017年美国癌症死亡率已经下降了29%，其中2008~2017年平均每年下降1.5%，2016~2017年更是下降了2.2%，创历年新高（Siegel et al.，2020）。

从全球来看，1950年以来人口预期寿命显著提升。1950~2017年全球男性预期寿命从48.1岁增至70.5岁，女性从52.9岁增至75.6岁（Dicker et al.，2018）。毫无疑问，人类的预期寿命还将保持稳步的增长，有预测研究指出，到2040年全球男性和女性的预期寿命都将提升4.4年，届时日本、新加坡、西班牙、瑞士有望超过85岁，另有59个国家也将超过80岁（Foreman et al.，2018）。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有研究发现美国和英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出现轻微下降，这背后是由青年人滥用药物、酗酒和自杀等社会问题引起，并不是老年人去世早了，也不能代表长期趋势（Ho and Hendi，2018）。

在中国，伴随着死亡率的快速下降，预期寿命也得到了大幅提升。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的20年间中国的预期寿命增长了22岁，之后以每10年增长约3岁的速度稳步提升，到2018年已达77岁。有研究预测到2040年中国预期寿命将达到81.9岁，也就是未来20年保持每10年增长约2.5岁的趋势（Foreman et al.，2018）。尽管联合国的预测相对保守，但是中国未来30年预期寿命仍将以平均每10年增长1.6~1.7岁的速度稳步提升。

对于人类寿命是否存在增长的极限，目前尚无定论。有研究回顾1900年以来多国数据后提出人类的寿命受各种自然因素的限制是存在天花板的（Dong et al.，2016）。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当年龄超过105岁之后，死亡风险水平基本上不再变化，死亡率不再随着年龄增大而上升（Barbi et al.，2018）。从经验角度看，经济、社会、医学的发展会不断推动人类寿命延长，人类的预期寿命可以持续地增长（Oeppen and Vaupel，2002；Vaupel and Kistowski，2005）。

4.人口年龄结构趋向“柱状”，老龄人口占比高峰平台期超越1/4

在死亡率和生育率下降的双重作用下，世界人口增速放缓，全球的人口年龄结构在由传统的金字塔形态向柱状转变，即各年龄段人口占比向均等化发展，老龄人口与青少年人口数量均等化（Haub，2013）。从更为长期的角度看，由于生育率的持续下降，人口年龄结构还可能出现倒梯形。

联合国数据显示，1960~2020年，全球0~14岁少儿人口占比不断下降，由37.2%降至25.4%；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比持续上升，由5.0%增至9.3%，并且预计在50年后二者将趋于均等。同时，在过去的60年间各国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速度有所不同，例如美国在移民持续涌入的影响下，人口年龄中位数由29.7岁增至38.3岁，只增长了8.6岁；而日本受生育率快速下降且长期低迷的影响，人口年龄中位数由25.4岁跃升至48.4岁，增长达23.0岁。相比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也发生了较快的转变。1960~2020年人口年龄中位数从21.3岁增至38.4岁，其中1960~1990年只增加了3.6岁，而1990~2020年增长了13.6岁。

经济学上将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占比增长快于其他年龄组人口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称为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Bloom et al.，2003）。它通常发生在人口转型的第三阶段末，因为此时生育率发生快速下降使得受抚养的青幼年人口明显减少（Bloom and Williamson，1998）。新中国成立后的前20年死亡率大幅下降，而生育率继续保持高水平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才开始明显降低，这使得改革开放后劳动年龄人口出现了爆发性增长，抚养比下降、劳动力供给充分带来的人口红利推动了中国的高速发展。然而，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进一步转变，中国的人口红利在快速消退。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的总抚养比在2010年已降至低点，2013年劳动年龄人口也已达到峰值。伴随着死亡率、生育率降至低水平并趋于稳定，预期寿命稳步提升，老龄人口占比增加，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开始日渐趋于柱状。

大多数经历人口转变第三阶段的国家都出现过或长或短的婴儿潮，之后生育率便急速下降。当婴儿潮老去，正好也是人口跨越第三阶段达到第四阶段的时候。低死亡率、寿命延长、生育率骤降造成了后期老龄人口的快速增长，经历过大幅婴儿潮的国家，老龄人口占比都会加速超越总人口的1/4，并且在达到峰值后，由于稳定的低生育率和预期寿命的持续延长，其比例会保持相对稳定。

与这个规律相符合，中国老龄人口数量及其占比正在进入快速增长期。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人口达到14亿，其中65岁及以上1.76亿，占比达到12.6%。2017年、2018年、2019年，65岁及以上人口分别新增828万、827万、945万。联合国预测，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还将继续保持高位增长，直至2040年之后年均增幅才会降至500万人以下。到2057年65岁及以上人口与8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有望达到峰值，分别为4.0亿和1.3亿，占29.6%和9.8%。同时，从全球视角来看，中国是世界老龄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2030年左右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在全球老龄人口的占比将超过25%。

（二）长寿时代与健康时代

在长寿时代，人类的预期寿命获得延长，同时也面临着与之前完全不同的健康挑战。健康成为更为迫切的需求，且这种需求将更加多样化和长期化，成为健康产业成长的强劲动力，健康时代随之来临。

1.长寿时代疾病谱发生重大改变

人类疾病类型的流行病学转变（Epidemiological Transition）（Omran，1977）与长寿时代同步来临。2002年召开的第二次世界老龄大会就已经指出，当时全球各区域都正处于流行病学转变的阶段，即从主要罹患传染性疾病和寄生虫病为主转向罹患慢性疾病和变性疾病为主（宋新明，2003）。

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IHME）2017年对195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表明：1990~2017年，新生儿疾病、肠道感染、呼吸道感染、结核病等传染性疾病导致的过早死亡人数下降，而缺血性心脏病、中风、慢阻肺等慢性病、老年性疾病则大幅上升，特别是缺血性心脏病成为全球首要致死原因（Roth et al.，2017）。

中国也正在面临同样的转变，中国1990~2017年致死和生命损失疾病谱前5名已经从传染性疾病、新生儿疾病等急性疾病、儿童期疾病转变为心脑血管疾病、肿瘤、退行性疾病等慢性病、老年性疾病（Zhou et al.，2019）。

正是因为流行病学的转变，人类平均预期寿命延长的最大威胁已经从传染性疾病转移到衰老导致的退行性和人为疾病（如：道路伤害、意外死亡等），那些慢性退行性疾病未来随着人类生活方式变得更加健康、医疗技术创新加快、最终死亡年龄的延长，将在长寿时代与人类共存更长时间。

各类非传染性慢性病正成为人类长寿健康损失的主要原因。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定义，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用来估量由于各种致命及非致命疾病所导致的健康损失，它等于寿命损失年数（YLL）与残疾生命年数（YLD）之和（Murray，1994）。用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数据计算的结果表明：从1970年到2016年之间，传染病以及营养不良所导致的健康损失下降了40.1%，与之对应的各种非传染性慢性病所导致的健康损失却整体增加了36.6%，其中心血管疾病增长了32.4%、神经系统疾病增长了59.4%；同期全球范围内80岁以上人口贡献的健康损失增长了98%（Wang et al.，2017）。同篇数据显示，老龄人口的增加给中国带来的健康损失情况比全球平均水平更为严峻。

2.长寿时代使得带病生存时间延长

在长寿时代更多疾病将与高龄老人共存，带病生存成为长寿时代的普遍现象。如果将60岁以上老年人寿命分为健康状态和带病状态，就会发现人群预期寿命增加主要是带病生存时间的延长，特别是各种非遗传性慢性病导致的健康损失并不会短期内致人死亡，而是与人长期共存。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对195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表明：1990~2017年间全球绝大部分国家的健康预期寿命的增速要逊于预期寿命的增速，预期寿命增加7.4年，而健康预期寿命只增加了6.3年（Kyu et al.，2018）。英国学者基于欧洲25个国家的数据研究表明，2005~2011年，65岁老人的预期寿命增加了1.3年，而同期的健康预期寿命没有变化（Brown，2015）。在中国，1993年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显示60岁以上老年人在60岁以后的预期寿命中约3/4的时间处于各种慢性病的状态下（王梅，1993）。2018年的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研成果显示中国2018年人均预期寿命是77岁，健康预期寿命仅为68.7岁，存在较大落差。

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发展趋势表明：越是长寿，带病生存越将成为普遍现象，虽然我们寿命在不断增加，但生存质量则不一定随之变得更好。因此，获得的额外寿命是处于身体健康还是疾病状态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如何面对长寿时代带病生存的疾病负担在未来将对卫生系统的规划、健康相关支出和健康产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3.长寿时代将促使健康产业发展

长寿时代的带病生存使得人们与健康相关的费用支出剧增。据国内外的有关资料，人均医疗费用和年龄密切相关，一般情况下，60岁以上年龄组的医疗费用是60岁以下年龄组医疗费用的3~5倍（李剑阁，2002）。同时，老龄人口规模的增加必然带来社会医疗总费用的增加。日本研究显示，医疗技术进步、经济财富增加、人口老龄化和民众患病结构的不断变化共同导致医疗卫生支出不断攀升，技术进步因素占比40%，为首要因素，其他因素分别占26%、18%和16%（胡苏云，2013）。

医疗技术创新是近年推动医疗费用增长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回溯医疗技术的发展路径，可以看到研究投入和医疗资源更多地向急性或者致死性疾病倾斜，在消除或延缓与年龄相关的慢性病和细胞变性类疾病方面却投入不够。这种不平衡的投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早期研究所处时代的人口结构不同造成的，那时人均期望寿命不超过80岁是常态，带病生存的人口比例较小，对社会的影响也有限。在当前阶段，人口结构已经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因此需要重新审视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英国的一项研究显示了这种资源的错配情况，以呼吸道和神经精神类疾病为例，指出两种疾病的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占比分别为8.3%和26.7%，而研究经费占比仅为1.7%和15.3%，表明这两种疾病造成了较大的社会负担却未获得对等的资源投入；此外，癌症的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占比为15.9%，明显低于神经精神类疾病，但研究经费占比却高达19.6%。目前主流的医疗技术还是以医院内使用的针对重大疾病的治疗手段为主，此类技术的成本和使用门槛高，导致费用昂贵。将患者从医院引流进入基础医疗机构，使用更多低成本的医疗技术，加强疾病预防和健康管理，将不仅对患者自身的健康有利，也将对遏制医疗费用的快速上涨起到积极的作用。

我们可以预见到，长寿时代将促使健康产业结构升级。在长寿时代，随着人体的衰老，不可避免地出现相关健康问题，带病生存成为常态，健康将成为个体关注的第一要素和最宝贵财富。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显示老年人照护服务需求持续上升：2015年，我国城乡老年人自报需要照护服务的比例为15.3%，比2000年的6.6%上升近9个百分点；城乡老年人的居家养老服务需求项目排在前3位的分别是上门看病、上门做家务和康复护理，其比例分别是38.1%、12.1%、11.3%。这些都是老年人群庞大的潜在需求，目前来看，只有部分社区提供这些服务，大部分社区都存在供给短缺（杨晓奇、王莉莉，2019）。

长寿时代，庞大的健康需求将促进大健康产业的极大发展。为人们提供健康生活解决方案，是大健康产业最大的商机，也将推动社会进入健康时代。在美国，卫生总支出占GDP的17.9%，大健康是最大的产业。美国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为16%，卫生总支出占比达到36%；如果从55岁算起，29%的人口花费了56%的卫生支出。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中，房地产占比最高，其次是汽车，卫生总费用在GDP中占比仅有6.4%。

健康时代里最核心的产业是医药工业、健康服务和健康保险。2019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中，美国有15家大健康企业，中国只有2家算是大健康企业。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目标，到2020年，中国健康服务业总规模超8万亿元，2030年达16万亿元。可见，中国大健康产业具有巨大成长空间和产业结构转变机会，未来有望成为中国经济中的支柱产业之一。

（三）长寿时代与财富时代

长寿时代，人们的预期寿命延长，居民高度关注养老资金是否充沛。在公共养老资金有限的情况下，理性人将更有动机增加财富总量和延长财富积累期限来储备养老资金，形成旺盛的财富管理需求，因此，与长寿时代相伴而生的是财富时代。

1.长寿时代，养老金替代率是关键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人的储蓄行为受所处年龄阶段影响（Ando and Modligliani，1963）。年轻时提供劳动力增加储蓄，老年时用于消费。随着预期寿命的增加和预期抚养比的上升，个体会通过调整消费和储蓄行为、年轻时增加资本积累等方式应对延长的老年生活消费所需（Lee and Mason，2006），以保证充足的替代率（平均养老金与社会平均工资之比）满足平滑消费，实现与生命等长的现金流。

在老龄人口占比增多的背景下，公共养老金会持续承压，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和领取养老金年限的延长势必会导致狭义养老金替代率的下降。而广义养老储蓄资本（包括公共养老金和个人养老储备）在提前筹划尽早储备的前提下可以实现随老龄人口占比增多而提高。2019年墨尔本美世养老金指数报告样本国家数据显示，养老金充足率指数与老龄人口占比呈现正相关性，相关系数为58%。养老金指数排名前三的荷兰、丹麦，其养老金结余资本与GDP之比分别是173.3%和198.6%，且随着老龄人口占比的增加呈上升趋势。荷兰、丹麦等国家老龄人口占比更高，但因为鼓励养老储蓄政策的存在，养老资金储备保持了较高的充足率。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1997年中国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体系改革以来，养老金社会平均工资替代率从71.51%降至45.92%。在广义养老金总量上，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养老资金储备有待提高。中国养老金三支柱占GDP的比重仅为8%，OECD国家平均占比为49.7%，而美国的占比也达到146%（孙博，2018）。在养老金结构上，中国的养老储备严重依赖第一支柱，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占比过低。由于企业负担和经济结构的差异，中国发展第二支柱养老体系迟缓，亟须提高第三支柱占比，让个人养老保险发挥更大作用。

2.长寿时代带来财富的增长

在人口红利理论之后，人口经济学家提出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即理性人会调整自己的消费和储蓄行为、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劳动力供给行为，以应对长寿时代的各项挑战（Disney，2000；Lee and Mason，2006；蔡昉，2009）。

人力资本在第二次人口红利形成中起到重要作用。经济学家卢卡斯将人力资本定义为“其质量取决于教育程度的有效劳动力”（Lucas，1988）。人力资本的重要成分包括健康和教育，在上一节我们已经对健康进行了讨论，这里我们将重点放在教育。个人层面，教育水平提高有利于受教育者竞争力的提升，促进职业生涯发展和工资收入提高。预期寿命的提高可以激励教育投入。个体理性预期的调整包括基于人力资本积累预期的教育年限和教育投资调整（杨英、林焕荣，2013）。预期寿命的提高使得教育投入的受益时间拉长，个体更有激励进行教育投资（Hansen and Lønstrup，2012；Cervellati and Sunde，2013）。宏观层面，老龄人口占比提升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让渡给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人力资本的价值更加重要。世界银行数据显示，预期寿命越长的国家受教育水平越高。预计中国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将从2018年的10.5年上升至2035年的12年。总之，人力资本的质量提升将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居民收入水平亦将随之增加，进而促进社会财富总量的发展。

养老财富积累期限的延长，也将促进社会财富总量的发展。伴随着人口预期寿命延长与健康水平提升，健康低龄老人人数将大幅增加，叠加教育投入增加带来的人力资本质量提升，人力资本的折旧将放缓，该人群具备延长工作年限的基本条件。如果劳动人口的工作年限延长，其养老的财富储备期限将延长。事实上，多个老龄人口占比较高的国家采取了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方式来作为应对措施之一。此外，为应对长寿时代，理性人会在年轻时期更早地开始筹划养老的财富储备。以上两种方式都将延长养老财富储备的期限，提升社会财富总量。

3.长寿时代居民的财富管理需求引领财富时代

长寿时代，居民将更加依赖投资回报和财富积累来养老，财富管理需求旺盛，长寿时代将带来财富时代。随着老龄人口总量和比例快速增长，公共养老金替代率呈下降趋势。同时，少子化使得依靠子女养老的可能性下降。因此，个人和家庭的投资回报对于居民养老的重要性提高。以中国、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等老龄人口占比较高的国家近20年的数据为例，随着老龄人口占比的不断提升，个人财富市场规模也持续增加。而且，一国个人财富市场规模与GDP的倍数关系基本趋于稳定，甚或上升。例如，根据瑞信2019年全球财富报告（Global Wealth Report 2019）显示，近20年来，中国的老龄人口占比从7%上升至12%，个人财富市场规模从4万亿美元上升至64万亿美元，占GDP的比例从3.1倍上升至4.7倍，倍数呈持续上升态势；同期，美国的老龄人口占比从16%上升至19%，个人财富市场规模从42万亿美元上升至106万亿美元，占GDP的比例从4.1倍上升至5.2倍，倍数呈上升趋势。

财富时代，中国居民财富结构将更加多元化。居民财富管理将直接影响居民消费，包括老年时期消费。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与广发银行联合发布的《2018中国城市家庭财富健康报告》，中国居民财富管理的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家庭住房资产占比过高（70%），远高于美国的31%，严重挤压了金融资产配置。下一步，中国居民财富从房地产向金融资产转移预计将是大趋势，中国居民财富结构将更加多元化。另外经历资本市场洗礼，个人投资者开始变得更加理性，更加成熟，更倾向于向专业的财富管理机构寻求投资建议。瑞信2019年全球财富报告中也指出，中国人均财富在近20年间从4293美元提升至5.85万美元，增长了13倍；同期，与美国相比，中国人均财富水平从美国的1/49上升至1/7.5，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也将不断提升，个人财富市场规模将持续成长。

综上所述，长寿时代人口年龄结构将逐步形成新均衡，并以低死亡率、低生育率、预期寿命持续提升、人口年龄结构趋向柱状、平台期老龄人口占比超越1/4为主要特征。在长寿时代下，人类疾病谱转向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对健康寿命的关注将产生庞大的需求，促使健康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社会进入健康时代。同时，在长寿时代养老金替代率成为关键，人力资本质量提升、养老财富积累期限延长将促进社会财富总量的发展，个人消费、储蓄、财富积累的方式会为之改变，财富管理的旺盛需求将引领财富时代。随着人类迈入长寿时代，健康时代和财富时代必然随之到来，需要用大健康的视角系统性地分析三者的关系。

长寿时代下，社会经济发展面临挑战和机遇。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经济增长主要受劳动力、资本和科技进步的影响。在长寿时代上述变量都会发生显著变化，进而对宏观经济产生深远影响。一些研究认为，老龄人口比例增加将导致经济增长放缓，或因为劳动力供给不足，或因为社会的储蓄率降低造成资本形成率低，或因为老龄化社会创新力不足等（陆旸、蔡昉，2014；马学礼、陈志恒，2014；周助平、刘海斌，2016）。长寿时代的社会还面临财富不平等加剧的挑战，低收入群体的境况在长寿时代可能进一步恶化，他们的生存需求和健康需求对社会保障提出更高要求，公共财政也面临更大压力。

但另一方面，当人们活得更长、更健康，并继续积极参与经济活动，长寿也将成为社会的财富来源。最新研究表明长寿时代未必会出现经济增速下行，主要原因是自动化技术的普及应用有效替代了下降的劳动力（Acemoglu and Restrepo，2017）。长寿正在定义未来，给经济和社会带来新的供给和需求，为各个年龄段的人提供创新、就业和经济增长的新机会。沃顿商学院人力资源中心主任彼得·卡普利（Peter Cappelli）主持的美国老年学协会的《长寿经济学》课题提出社会和经济应最大限度地利用长寿，消除年龄歧视，促进长寿经济的发展。

（一）长寿时代下社会经济面临的挑战

1.长寿时代劳动力人口供给降低，冲击传统的工业化组织形态

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之一。一方面，劳动力作为主要的生产要素，其数量增长可以推动生产增长；另一方面，劳动力人口也可以为社会提供广泛的终端需求，拉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施锦芳，2015）。然而，进入长寿时代后，出生率明显下降，年轻人口占比乃至绝对数量减少，新增劳动力人口规模下滑，因此对经济发展将产生负面影响。

劳动力的长周期下滑可能对人类传统的工业化组织形态造成冲击。工业化时代，生产组织形式从家庭逐渐演化到工厂和企业，生产的聚集性明显提升。劳动力人口大量聚集带动工业化和城镇化。同时，社会化大生产促进了社会分工，劳动效率持续提升，劳动力需求持续上涨，产出水平持续提高。当人类仍处于高生育率阶段，劳动力供给源源不断，可以满足生产需要。同时劳动力人口占比较高还会形成高储蓄和高投资的局面，称为第一次人口红利。历史上看，凡是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无论是英国、美国还是日本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大都享受了第一次人口红利，经济也获得了高速发展。

长寿时代面临劳动力供给的挑战。由于出生率不断下降，年轻劳动力数量将在长周期出现萎缩，部分工厂和企业将面临无人可用的局面。这一趋势目前在日本已经有所体现。日本民间企业信誉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所数据显示，2019年日本因“人手不足”而负债1000万日元以上并因此破产的企业数量达426家，比上一年增加10%，是该因素被纳入统计以来数量最多的一年。可用劳动力的减少将会对人类的生产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将迫使传统工业企业加速智能化、自动化转型，从而降低生产活动对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长期的劳动力短缺也可能会对工业化的组织形式产生冲击。由于技术进步将降低生产对人力资源的依赖，人类有可能演化出新的组织和生产形式，以应对新增劳动力资源下降带来的挑战，我们将在后面的部分予以讨论。

2.长寿时代储蓄率降低，导致资本形成率下降

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随着老龄人口的数量不断上升，消费率上升，储蓄率下降，对资本形成率产生负面影响。有研究指出，随着老龄人口占比增加和年轻人口占比减少，人口抚养比将会上升，导致抚养支出增加、储蓄率下降（陆旸、蔡昉，2014），而储蓄率下降则会导致资本形成率（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降低。另有研究也表明了类似观点：人口老龄化最终会导致生产性人口相对乃至绝对减少，消费性人口相对乃至绝对增加（李军、刘生龙，2017）。因此，一个社会的老龄人口比重越高，意味着其分享产出成果的比例越高，可用于生产投资的产出比例相对较小，宏观上就会导致国民储蓄率下降、消费率上升，不利于资本积累。在全球角度看，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甚至提出人口老龄化使全球投资资源萎缩。

与之相应，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认为，人口结构变化过程中，人力资本回报水平变高，个体会调整消费和储蓄行为，通过个人资产配置和延长劳动力供给年限等方式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促使社会财富积累增加。更进一步，老龄人口占比增加将导致社会劳动力下降，因此资本/劳动比率上升可以推动经济增长，该过程将对冲社会整体储蓄率下降的效果。然而第二次人口红利能否真正释放，仍然依赖许多外部性和制度性因素。一方面，老年人从生产者变成纯粹的消费者，不断消耗其资本积累。减缓老年人的资本消耗则要求社会建立起更全面、更包容的养老制度和服务体系。另一方面，人均资本的提升要转化为经济增长需要依赖外部的制度性建设，尤其是资本市场的建设。

3.长寿时代劳动力老化，影响社会创新效率

长寿时代面临整个社会创新效率的挑战。人类的创新活动并非平均分布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研究表明，个人创新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呈倒“U”型曲线，老年人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开拓进取能力不如年轻人，劳动力老化将对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科技创新动力提升带来不利影响（马学礼、陈志恒，2014）。此外，长寿时代将延长人类的工作年限，年长者处于组织内重要位置的时长也会相应增加，年轻人升迁难度加大，有可能限制创新才能和创新意愿的发展。综上，长寿时代可能会对社会整体创新效率有负面影响。

4.长寿时代社会不平等程度加深

长寿时代的到来本身也可能加剧财富的不平等。为了研究其作用机制，可将社会人口分为年轻人口和老龄人口两组。从组内角度看，长寿时代可能导致收入和消费的差异随时间延长不断扩大。同龄人之间消费和收入的差异将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扩大，因为个体的收入和消费受自身教育、职业、健康状况、家庭背景等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差异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放大（Deaton and Paxon，1997；Chen et al.，2017）。例如，脑体劳动者收入的剪刀差长期存在。近年来由于劳动成本的上升，上述情况有所缓解。但脑力劳动者可以通过经验积累、不断学习等方式降低人力资本下降速度，而体力劳动者的劳动能力直接受其身体健康状况影响，随着年龄增大，丧失劳动能力的风险不断升高，因此长期看二者的收入差距有可能拉大。中国1996~2009年的收入和消费数据显示，人口老龄化确实会加剧组内收入不平等（董志强等，2012）。

从组间角度看，长寿时代可能拉大年轻人口和老龄人口的收入差距。在现行的工作模式和退休制度下，长寿时代将会产生更多不直接参与生产的老龄人口，这部分人口不参加第一次分配，而主要参与第二次分配。然而，由于社会建构的因素影响，老年人在第二次分配中也不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老龄人口的经济状况主要取决于年轻时的财富积累。随着老龄人口的不断增长，参与社会生产的年轻人和不参与社会生产的老年人之间的财富差距将不断拉大，进而导致社会不平等程度加深。

与收入不平等伴生的是健康不平等问题。低收入群体由于缺乏营养、无法有效获取医疗资源等多重因素导致健康状况相对更差。研究指出，中国老龄人口的健康不平等也日益凸显（杜本峰、王旋，2013）。综上所述，长寿时代一部分老龄弱势群体可能会面临贫病交加的境况，他们需要社会更多关注和支持，同时也对现行的福利制度和公共财政提出更高要求。

（二）长寿时代下社会经济发展的机遇

1.长寿时代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的替代率提升

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从理论层面列举了老龄人口占比增加对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但是，针对OECD国家1960~2011年的实证研究显示，人均GDP的变化和老龄人口占比的关系并不显著（Gehringer and Prettner，2017）。

理论层面与实证分析的偏离可能源于人们低估了长寿时代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而当前老龄化进程较快的国家却往往是自动化技术发展较快的国家。Acemoglu和Restrepo（2017）的理论文章从两方面讨论了劳动力减少对经济的影响。一方面劳动力下降导致总产出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的下降会内生性地激发产业自动化和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最终的总产出并不一定下降。后者会发生主要是当资本和劳动力的缺口足够大时，资本变得比劳动力更便宜，通过资本转化的机器代替劳动力变得有利可图。另有研究指出长寿对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增长产生积极影响，其对OECD国家的实证分析证实了这一理论（Gehringer and Prettner，2017）。

2.“长寿经济”创造新的供给与需求

随着老龄人口增多，老年人的消费成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这种消费观念是工业时代建立的，认为老年人退出劳动力市场，保持老年人健康的唯一方法就是休息。根据欧盟委员会的一项研究显示，主导老年人消费的是保健品和照料服务，在这个观念下，有学者将此称为银发经济。虽然这是社会整体消费的重要部分，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部分消费对社会整体的投资和消费挤出效应更大，并且在劳动力市场上争夺年轻劳动力，引发人力资源的危机。消耗性的老年人消费加速社会总体资源的危机，反过来，社会总体资源的危机又加剧老龄人口生活拮据的困难，所以银发经济对经济的正面影响极其有限（Caplan，2014）。

与银发经济强调老年人的消耗性消费不同，真正适应长寿时代社会经济结构的是更有活力的长寿经济。在长寿经济的概念下，老年人除作为消费者外，同时还担任着生产者和创新者的角色，在消费端和供给端同时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我们正处于一个科技驱动的转型期，对体力劳动的需求在持续减少或者可以被机器人所代替，互联网正在重新组合生产要素，使得空间上的移动需求大大减少，人工智能正在与人类智力结合。老年人的价值将被重新认识、定位和发掘，而不是停留在社会资源的消耗者这个刻板的定位上。运用新思路让老年人通过更灵活的方式参与劳动力市场，传授知识技能、传递经验或者进行社会服务工作，让老年人“持续”生产和创新，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第三次人口红利”。正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老龄实验室（AgeLab）的约瑟夫·库格林（Joseph Coughlin）教授在《长寿经济》一书中指出，长寿世界的未来取决于老年人在其中的行动（Coughlin，2017）。

长寿经济是老龄人口推动的所有经济活动及其连锁反应的总和。一方面，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老龄人口的比例都将增加，市场需求非常庞大且可以预见增长。老年人通过不断变化的需求推动大量新产品和服务并为其提供资金，特别是那些采用技术创新的产品和服务，以直接、间接或者引导的方式形成和改变市场，缔造全新的长寿经济。波士顿咨询集团（Boston Consulting Group）预计，到2030年，美国55岁以上的人口将占美国自2008年以来消费支出增长的50%，日本和德国的这一数字分别升至67%和86%。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ARP）预测，老年人对于经济和社会的贡献举足轻重，且2050年之前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都将持续上升。例如，2018年，美国50岁及以上人口直接消费支出7.6万亿美元，占全部人口的56%，至2050年将达27.5万亿美元，占比将提升至61%。这些趋势将为未来30多年的经济增长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人们在过了退休年龄之后继续参与劳动力市场，继续工作或创业，继续赚取和支出工资，其经济活动的贡献持续增加，持续推动经济增长。在许多情况下，老年人的生产力和创造力甚至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一个常被提及的现象是，年长的劳动力大多受雇于知识密集型行业，具备更多的知识技能和经验，并因此更有价值。事实上，这些知识技能和经验的积累也有助于创业。据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ARP）统计，在美国，50岁及以上人士的创业率最高，约为20多岁人士的2倍，他们建立了美国近1/3的创业企业。尊重老年人，让他们有机会持续为雇主发挥自己的知识技能和经验，或者创业，这将使他们成为振兴经济的更强大的力量。

长寿经济蕴含巨大的商业机会，其经济收益不可估量，将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机构和投资者参与其中。这些商业机会超越我们现有的规范界限，因为新时代的老年人在平均意义上比上一代更为富裕，且更多受过高等教育，其财富水平和支出方式持续演进，习惯于创新驱动的市场。企业、机构和投资者在突破传统思维方式、持续创新面向老年人的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需要真正去理解老年人的多元化需求，应在满足基本生理或安全需求之外，更好地满足老年人更高层次的需求，例如适老化的科技产品、提升生活质量的消费医疗产品以及满足继续发展需求的教育文化产品等。

企业、机构和投资者还需为老年人参与经济活动、创造价值、建设和影响周围的世界全面赋能，例如鼓励老年人参与创新、为老年人提供工作岗位和适老化环境、为老年人提升竞争力创造条件等等，从而增加老年人的收入。以汽车制造商为例，宝马为了留住技术熟练、经验丰富的老龄工人，改造生产线、创造合适的工作环境以便让其继续工作。2011年新生产线应用于其在德国丁戈林（Dingolfing）的一个大型新工厂，该工厂完全由50岁及以上的工人运营。此外，宝马、奥迪、大众等汽车制造商均在创新实验可穿戴机器人——外骨骼，通过减轻关节负担并增强力量来提升老龄工人的生产力和竞争力。长寿经济在某些特定领域表现尤为显著，主要包括金融服务和保险（Migliaccio，2019）、医疗健康和科技，这些特定行业正被推向创新和拓展的新方向，例如无龄感的智能家居技术、无人驾驶等。

发展长寿经济有利于缓解社会不平等。市场将围绕老年人的多元化需求形成丰富的业态，为老年群体的健康生活和顺利工作提供更细致的服务和支撑。同时，更多的老年人将参与到生产创造中。老年人在岗时间的延长和收入增长能一定程度上缓解养老金替代率不足的问题，也有利于减轻对于劳动人口比例下降导致财富差距扩大的担忧。

在互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技术不断进步的基础上，长寿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在全球老龄人口占比上升的大趋势中，将成为全球经济的驱动力，并造福于各年龄层和各代人。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个体在较长的生命周期内学习、生产、生活的方式发生巨大转变，经济和社会价值也随之整体转变，长寿经济变得更为普遍，充分激发“第三次人口红利”，进而成为经济和社会的核心之一。

（三）长寿时代下日本的社会经济变化分析

日本目前是全球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4年其65岁以上人口比重达到25%，可以说率先跨入长寿时代。长寿时代下的日本社会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根据前文提供的理论视角， 分析日本的变化，将会给未来的中国更加深入的启示。

人口红利衰退，储蓄率降低，经济增长缓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70年日本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社会开始正式步入老龄化。人口的拐点也标志着劳动密集型经济高速发展模式的结束。1994年日本老龄人口比重已达到14%，步入重度老龄化。与之对应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总体走下坡路，长期处于低迷状态。这一期间，日本储蓄率与15~64岁人口占比在1991年左右同时到达高点，之后开始步入漫长的下降通道。储蓄的萎缩也带来日本投资的萎缩。日本投资增速在从90年代初也开始震荡下行，随后一直在0%附近徘徊。日本的利率也随之持续下行，甚至进入负利率时代，背后主要原因是资金的需求（投资）下降速度快于资金供给（储蓄）的下降速度。

日本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放缓，技术替代加快。劳动生产率代表每单位有效劳动的平均产出，是决定一国经济是否具有未来增长性的标志性指标。日本劳动生产率增速在1970年后下行的趋势明显。劳动生产率来自3个方面，资本深化、劳动力素质、全要素生产率。资本深化即资本劳动比的提高。亚洲生产力组织（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的数据显示，近40年影响日本劳动生产率的3个要素都出现不同程度下降。资本替代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数量短缺促使资本加大对劳动力的替代。但随着资本对劳动的边际替代率递减和投资的萎缩，资本深化近几年对劳动生产率甚至出现拖累。全要素生产率方面，老龄人口占比的增加刺激了技术替代，日本机器人和自动化等尖端技术高速发展。20世纪70~80年代日本全要素生产率强力支撑劳动生产率，但是泡沫破灭后这种支撑有所减弱。全要素生产率的逐步低迷也与长寿时代下日本社会阶层固化和家长式企业管理结构抑制创新有关。劳动力素质方面，世界领先的高等教育普及率使得日本人口素质整体较高，高素质劳动力成为对冲劳动生产率下行的重要因素。

日本银发经济相关消费需求提升，但并未完全迎来长寿经济。长寿时代下消费是日本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力，日本内阁府数据显示，消费贡献了近60%的GDP。虽然日本人口总量近年出现缩减，但日本的消费总量整体呈稳定低速增长态势。日本社会与老年人相关的医疗保健、护理类消费支出在总消费中的占比逐渐提升。日本的老年人更多扮演消费者的角色，通过消耗性的消费推动经济进步。虽然日本也在适应老龄化的挑战，部分老年人退休后仍参与劳动力市场，但我们认为，其参与程度生产力规模和创造力还不足以使日本老年人成为生产者和创新者的角色，长寿经济还并未在日本完全实现。

老年贫困也加大了日本社会收入差距。随着“老龄少子化”现象加剧和医疗成本提升，日本的老年贫困问题日益突出（丁英顺，2017）。同时，劳动人口下降导致养老金缺口逐年扩大，对公共财政造成沉重压力。由于收入相对较低的老龄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日本社会总体的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从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基尼系数来看（如图7），1985~2015年30年间，日本社会的基尼系数大幅上升。其他发达国家的数据也表明随着老龄化进程加深，社会的不平等程度将会加深。

（四）对中国的启示

1.通过教育提高人力资本，以抵消劳动力和生产率下降的影响

与日本20世纪70年代相似，中国正处在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消费逐渐成为经济的驱动力，与之对应的，第三产业占GDP比上升，第二产业占比经历顶峰后下降。产业结构转型直接影响劳动力需求结构，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的劳动力需求也相应增加。

服务社会下，教育带来人力资本上升，可以抵消部分劳动力供给和劳动生产率下降的影响。不论是从个人收入还是从宏观经济角度，教育的投资回报率都极高（Psacharopoulos，1994）。教育是造成各国生产力差距的重要原因。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生产力越发达（Mankiw et al.，1992）。正如日本高素质劳动力是对冲劳动生产率下行的重要因素，教育红利对劳动力需求有较强的替代作用。长寿时代下的老龄人口占比提升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在工业社会中，而通过投资教育提高人力资本，在服务社会下可以有效地抵消劳动力萎缩给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2.加快技术替代，通过技术创新引导经济增长

自动化和机器人的应用将成为解决劳动力下降的重要手段。日本的例子中，自动化和机器人产业顺应着长寿时代蓬勃发展，许多行业加快了机器和技术替代人力。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经济学家预言的机器人代替人工劳动的时代在不断逼近。世界银行的数据则显示，OECD国家中将有57%的工人的工作能被机器取代。从1993年到2007年，欧美已经投入经济生产的机器人增长了4倍，数量大概在150万~175万之间。波士顿咨询估计，这一数量在2025年将会增长至400万~600万。各行业使用机器人情况分别为：汽车行业使用了39%的机器人，居各行业之首；电子、金属、塑料化工行业分别为19%、9%和9%（Acemoglu and Restrepo，2017）。机器人替代传统人力，将提高生产效率，加速自动化及相关行业的发展，进而进一步引导创新促进经济增长。

3.通过建设有效的资本市场提升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效率

有效资本市场是释放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最佳渠道。改革开放促进中国第一次人口红利释放。随着劳动力素质提高、社会公共环境改善，第二次人口红利机会窗口已经开启。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要求更高，人均资本的提升要转化为经济增长，需要依赖外部的制度性建设，尤其是资本市场的建设。如果资本市场的市场化程度低，融资渠道单一，会造成融资成本高，资源难以有效分配。日本的例子显示，社会进入长寿时代也会直接影响利率及投资收益率。未来如果全球新兴市场都进入长寿时代，全球的资本市场和投资收益也必将进入新的均衡态。另一方面养老金资产规模持续增长使得获得高收益的难度增加。上述几重作用将挑战中国养老财富的长期投资收益率是否能持续显著超越通货膨胀，实现保值增值。因此中国的养老金投资机构需要重视权益资产配置，提升对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水平。

4.引入长寿经济，创造第三次人口红利

引入长寿经济理念，让老年人“持续”生产和创新，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第三次人口红利”，需要改变原有的受教育、工作、退休三段式的工业时代用工方式，需要运用新思路创造属于老年人的消费和生产方式。

传统理论认为老龄化对经济的负面作用主要来自于劳动力短缺，对资源的消耗和阶级固化对创新的阻碍。长寿经济下，情况可能变化。首先，劳动力短缺可以通过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替代，同时受过良好教育的老龄人口有能力和意愿参与生产，某种程度上可以缓解传统劳动力下降的压力。另一方面老年人阅历、经验、学识丰富，可以增加智力要素的供给。其次，资源的消耗可以通过发展新兴健康产业减少资源挤占。过往老龄化对投资的挤出作用主要来自医疗、护理等环节消耗资源。而这些部门是从急症诊疗角度提供产品，造成资源的浪费，甚至阻碍经济的增长。在认识到老人带病生存问题后，新的健康产业将以基础医疗和慢病管理为中心，这就减少了资源的挤占。最后，创新的阻碍可能会在长寿经济新的组织形态下得到缓解。当全球步入长寿时代，在传统经济之外将产生围绕老龄人口的长寿经济，其范畴和结构、组织形态和生产方式都是新的，可视为社会经济的增量。在增量经济的影响下，不同年龄层人口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可能缓解。

在中国老龄人口占比持续提升的背景下，在需求侧，适应老年人需求的创新将在更大程度上拉动经济，比如无人驾驶、智能家居可能成为重要的产业；医养结合社区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生活需要，与之相关的养老产业链也将蓬勃发展。在供给侧，如何让老年人也能够“持续”生产，创造属于他们的“第三次人口红利”也值得探索。在长寿时代的主题下，长寿经济与科技将可能产生前所未有的生产方式。自动化与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对初级劳动力进行替代，信息化和互联网化强化智力要素供给，全新的经济形态、生产方式会出现，劳动生产率或将大幅提升。全新的生产需要的劳动力素质将不同于传统，对教育部门提出终身教育的需求，并促进劳动力市场在年龄结构上达到一个新的平衡。

5.重塑政府职能，促进长寿时代下的社会公平

在长寿时代，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财富不平等加剧，以及与之伴生的健康不平等问题。如何确保低收入者也能保持健康长寿是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的关键议题。日本相对完善的老龄人口社会保障体系固然可以借鉴，同时也要看到由于日本经济增长迟缓、快速老龄化使公共养老金支出不断上升，给政府造成沉重的财政压力，带来了政府债务风险（张士斌等，2012）。我们认为，政府更重要的职能是激发长寿时代的经济活力，促进个人在不同生命阶段的财富积累，如提高教育水平、倡导终身学习和职业教育、鼓励企业面向老龄人口创新、允许更灵活的就业形式和用工形式；同时提升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提升卫生服务的效益，满足多层次的医疗健康需求；在全面提高国民在人力资本和财富积累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再分配，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弱势群体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

长寿时代是关系人类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如何应对长寿时代带来的挑战，如何让长寿时代不伴随贫困和疾病，是整个人类面临的全球性的大问题，甚至是关系人类未来发展方向和生死存亡的问题。长寿时代和随之而来的健康时代和财富时代，影响的不仅仅是老龄阶段的个体，而是涉及全生命周期的人生规划。重新规划长寿时代个体全生命周期的安排，使个体可以更好地应对长寿时代的挑战，是社会、政府和企业都需要考虑的问题。

1.在社会层面，需通过产业结构的变迁满足长寿时代的个人需求

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长寿时代，个人需求将呈现新特征。工业化时代人们通常将人生划分为3个阶段，教育期、就业期和退休期。随着长寿时代的到来，人生将由多个阶段组成，而不是工业化时代单一的线性维度（琳达·格拉顿等，2018）。随着人生的延长和人生阶段的变化，个人需要重新审视长寿的生命过程，对人力资本和财富的积累与消费重新进行规划。在此背景下，个人需求将表现出3个特征：一是健康需求，让生命质量得以有效延长，有充分的活力面对人生阶段的变化，而不是在虚弱和病痛中虚耗漫长的人生；二是财务和养老金需求，为预期增加的寿命储备更多的资金，维持财务稳定，满足养老和健康的需求，从而获得有质量的长寿人生；三是获取新知识、新技能的需求，长寿时代个人维持生计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将不断变化，需要终身学习，随时代变化掌握新的技能，以更好地积累财富应对长寿人生。这些个人需求的变化都对现行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就业等所有结构提出挑战。

个人需求的变化将带动社会产业结构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迈进。在这方面，中国可以借鉴很多发达国家转型的经验。从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来看，进入21世纪，服务相关的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占比得以提升。农业在1869年占美国GDP的近40%，到2013年只有1%。与农业相比，服务业在经济中的份额从1929年的40%上升到2013年的65%左右。与这个趋势类似，长寿时代个人最核心的3个需求恰恰都对应当前服务业中的高端产业。未来，与长寿相关的健康、养老、教育产业和与之对应的科技、研发产业的增长速度将明显高于均值。

2.在政府层面，需健全社保体系，推动医养供给侧改革，引导长寿经济转型和个体行为转变

面对长寿时代的到来，社保体系的筹资与支付将面临更大的挑战，从维护社保体系稳定的角度看，政府可采取适当推迟职工退休年龄、增加社保缴费年限、提高社保筹资基数等措施。同时，政府应使社会保障体系适应长寿时代的变化，比如优化养老金三支柱比例，发展个人养老第三支柱，推动长期性广义养老金开展市场化投资；同时合理支出医保资金，提升慢病管理的效益，建立广覆盖的长期照护机制等。除了维护基础社会保障体系的稳定和高效，政府应该着力降低长寿时代的供给侧的成本，通过各类政策引导和激励扩大医养服务供给，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弥补养老和健康服务缺口。政府可以通过土地与税费政策以及水、电、气等基础能耗的价格优惠政策，降低医养服务供给方的建设和运营成本；进一步放宽社会资本投资设立健康服务、养老机构的准入，为医养行业拓展投融资渠道；加强对医养运营服务的市场化监管与标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办与公立医养服务供给方享受同等的发展与扶持政策。同时，政府应该持续引导保险与金融领域完善支付与产品体系，有效促进健康、养老相关服务消费，使得供给方在满足长寿时代服务需求的同时也能获得不断创新发展的动力。此外，政府应该鼓励教育和互联网产业提供更加适应长寿时代下民众的多层次职业教育、兴趣学习和社会交流需求的平台。

在经济政策层面，正如前文分析，为了减轻老龄人口对经济的冲击，政府除了持续推动技术升级，还需要大力推动长寿经济发展，创新就业岗位、提高就业的灵活性，为老年人继续参与经济活动、创造社会价值提供条件，在此基础上全面激发老龄人口的多元化需求，提升产业结构转型的质量和对长寿时代的适应性。

最后，政府应积极引导个人转变认识和行为，使个人更积极主动地规划长寿人生。长寿时代的到来是个不可逆的命题，政府可加大教育、宣导的力度，帮助民众更清晰明确地认识到新时代的到来及个体将面对的挑战，鼓励个人持续积累人力资本，更早地开启财富规划。如前所述，长寿时代下，个人的人生将不再是单一的线性维度，在教育、职业选择等方面个体将具有更多的灵活性。对此，政府有必要考虑更灵活的社会治理模式与政策制度，帮助个体实现非线性人生所需的过渡，提高适应性。

3.在企业层面，需加速商业模式和组织转型以应对长寿时代的挑战

作为国民经济的细胞、市场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企业在长寿时代能够发挥的作用对社会、政府和个人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企业未来的发展也必将受到长寿时代的影响，长寿时代正是企业解决突出矛盾、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创造核心价值的时代。长寿时代的社会需求以老龄人口的需求为基础，老人的需求将不仅仅是维持生存，而是实现自己的愿景，企业必须深刻了解这一需求变化，在商业上进行创新。哈佛大学的管理学者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于1997年提出了颠覆性创新理论，指出颠覆性创新就是用更简单、更便宜、比现有技术更可信赖和更方便的技术去争取胜利（克莱顿·克里斯坦森，2014）。为了满足长寿时代老人的需求，企业需要不断降低成本，使得面向老人的产品和服务更方便和实惠。举例来说，美国养老社区的发展，就遵从了这样一个创新原则，如“太阳城”，通过出售老年人可以贷款购买的大型养老社区住宅，把高尔夫俱乐部变成老人的日常的生活，开启了美国对积极退休生活的消费（Trolander，2011）。目前，新一代的养老社区正在把消费型的社区变成一个小型的长寿经济体，既通过规模化、集约化的方式满足老年人的基础性和发展性消费，又鼓励老人发挥银发智力继续创作与生产，这大大降低了高品质长寿生活的成本。

与需求改变和供给侧的创新相对应，我们认为共享和生态将成为企业的新组织形式。为了应对长寿时代的挑战，长寿时代的企业需要建立共享机制，以激发组织活力、提升组织效率。工业化时代的企业习惯于标准化的、流程化的、易于执行和管理的工作机制。而伴随长寿时代的到来，多阶段人生使得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变得更灵活，这种灵活性将使传统企业对流程化、标准化和可预测性的诉求难以得到满足。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企业自身的内部型态也需要足够的灵活性来适应未来更多样化的个人职业发展需求。企业传统的雇佣模式将转变为合伙模式，建立利益共享机制，让成员找到归属感、价值感，体现企业家精神，从而最大程度地展现出积极性和创造力。同时，由于长寿时代人口年龄结构柱状特征，各年龄段人口分布均匀，年龄组内和组间的需求趋于多元化，这会带来市场集中度的下降和市场需求的多样化。而面对市场变化，只有建立生态产业体系的企业才能够满足长寿时代客户多样化的需求。在长寿时代，随着信息技术带来的便利，传统的大型企业将有可能被更多的小而精的细分领域的更专业的企业所包围，大型企业将与越来越多的小企业组成生态系统，共同迎接未来的挑战。

我们注意到，相较其他企业，商业保险公司在参与构建长寿时代下的产业体系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保险是金融服务业，更是民生产业，与养老、健康产业有天然的交集。一方面商业保险公司可以通过不同类型的保险金的累积，解决不同层级客户未来长期的养老和健康资金需求；另一方面，在长寿时代商业保险公司不仅可以是个人和家庭医养支付资金的重要承担者，是企业和政府采购养老和健康保障计划的产品提供者，更可以成为医疗、养老、健康服务产业创新发展的有力促进者。借用保险资金特有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商业保险公司长期投资支持养老地产、医疗健康产业的发展，不仅能解决上述产业发展的融资问题，也能实现保险资金投资的多元化，更是保险产业链的延伸，建立产业生态取得协同效用。

中国正在迎来长寿时代，中国领先的保险公司都在不同程度上探索企业解决方案。泰康保险集团在23年的商业实践中把一家传统的人寿保险公司逐步改造、转变、转型为大健康生态体系，探索出一套应对长寿时代需求与挑战的企业解决方案，具有一定典型性，行业纷纷效仿，已经成为哈佛商学院的教学案例，这里我们作为案例加以研究。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至今已发展成为一家涵盖保险、资管、医养三大核心业务的大型保险金融服务集团。作为保险业首个在全国范围投资养老社区试点企业，该公司已完成北京、上海、广州等19个全国重点城市养老社区布局，成为全国最大的高品质连锁养老集团之一。秉承医养融合理念，养老社区内配建以康复、老年医学为特色的康复医院。围绕长寿时代的主题，该公司通过打造长寿、健康、富足3个闭环，构建大健康产业生态体系。其中，长寿闭环指寿险与养老服务构成的闭环，客户购买寿险和年金保障，在养老社区里安享晚年；健康闭环指健康险与医疗服务构成的闭环，客户购买健康保险保障，在医疗体系享受诊疗等健康服务；富足闭环指养老金与资管构成的闭环，客户购买各类财富管理产品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保障自己的医疗和养老需求。我们认为，通过支付加服务，再结合中间的投资积累时间价值，泰康的商业模式构建出不同于传统保险竞争的全新维度，产生比较优势。

从商业模式的角度来看，创新的本质是便捷和实惠。面对长寿时代的挑战，泰康将保险与实体医养相结合，通过专属的年金保险产品“幸福有约”附加养老社区保证入住函的方式，既为客户未来的长寿生活提供足够的资金积累，又提前锁定优质养老社区资源，实现了保险客户与养老服务的链接。在此基础上泰康进一步提出“活力养老、高端医疗、卓越理财、终极关怀”四位一体的全生命周期商业模式，在实体服务方面实现了对老年生命链的整合，目标是使长者们以最优的成本、最高的效率获得最优质的医养康宁全方位服务和体验。同时为了能够配合该商业模式的销售和服务，该公司打造了“健康财富规划师”这一全新职业，幸福有约系列产品、泰康之家养老社区和健康财富规划师三位一体全方位满足长寿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认为，泰康这种模式带来的效率提高和成本降低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养老社区在设计上体现适老化（如采用小户型设计），在建设运营上体现集约化，在连锁经营上从品牌推广到供应链都具有规模经济，这都体现了商业创新的本质；第二，养老社区的连锁运营有利于养老科技的创新和应用，替代部分昂贵人力，这有助于效率的进一步提升，使得居民享受更高质量和便捷的服务；最后，社区居民通过泰康的保险产品提前储蓄，享受复利效应，在入住后可以大大降低财务压力。泰康这种商业模式将使得更多的中产阶级能够负担得起高品质的养老生活，提高支付能力，降低消费成本，更好地追求长寿时代下的愿景，将推动一场养老革命。

作为一个企业面向长寿时代的探索，我们也发现它会对政府政策和社会发展造成深远的影响。近年来国家颁布一系列文件鼓励和支持保险企业为社会服务领域提供长期股本融资、参与养老服务机构的建设运营、引领医养领域的改革发展，比如2020年银保监会联合十三部委颁布的《关于促进社会服务领域商业保险发展的意见》就指出，允许商业保险机构有序投资设立中西医等医疗机构和康复、照护、医养结合等健康服务机构；鼓励保险资金与其他社会资本合作设立具备医养结合服务功能的养老机构，增加多样化养老服务供给等等。泰康方案的实践与国家政策的制定颁布相互促进和印证。在社会层面，泰康养老社区正在通过提供长寿服务向社会赋能，尝试成为长寿经济的试验田。在需求端，养老社区致力于提供健康咨询、健康管理等医疗服务，提供高质量的文化活动及交流场所，通过科技应用打造更多适老化设施，实现健康养老、文化养老、智慧养老；在供给端，养老社区为长者们发挥余力反哺社会搭建新的平台，通过提供远程教学、搭建专家平台等方式让长者们积累的知识经验持续指导社会生产，持续创造价值。

综上所述，泰康方案的本质是用商业方式推动一场养老革命，用市场经济的方法和商业创新来不断提升效率、降低成本，为人类社会进入长寿时代提供应对思路。这不仅是长寿时代的企业解决方案，而且是一种以企业的力量推动社会和政府解决长寿时代挑战的方案。在长寿时代的浪潮之下，中国需要更多企业投入到社会民生工程的建设当中，成长为大健康和大民生工程的核心骨干企业。

各类数据都在表明世界正在快速变老，人类社会正在进入长寿时代，人口年龄结构将逐步形成新均衡，低死亡率、低生育率、预期寿命稳步提升、人口年龄结构趋向柱状、平台期老龄人口占比超越1/4构成了这一时代的五大特征。伴随着长寿时代的到来，带病生存将成为普遍现象，为了使得漫长的长寿生涯可以更加有质量，个体投入在健康上的费用将剧增，庞大的健康需求将促进健康产业的发展和健康产业结构的变化；同时，长寿时代社会储蓄结构及个人财富积累形式将会发生变化，个人将更加依赖投资回报和财富积累来满足养老和健康的需求，长寿时代必将带来健康时代和财富时代。从宏观角度看，当前对于长寿时代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有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老龄人口比例增加将导致经济增速放缓，也有最新的研究表明长寿时代未必会导致经济增速下行。长寿时代下社会经济的发展既面临挑战，如社会创新效率受限以及财富不平等程度加深等，又存在机遇，尤其是适应长寿时代社会经济结构的是更有活力的长寿经济，老年人的价值将被重新认识、定位和发掘。日本目前是全球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长寿时代下的日本劳动力、社会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对中国应对长寿时代的冲击具有经验启示。从日本经验可以推知通过提高人力资本、加快技术引导、促进社会公平、建设有效的资本市场、引入长寿经济创造第三次人口红利等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发展。长寿时代已经来临，相比其他国家，中国人口基数大、老龄人口增长进程愈发加速，但人均收入及储蓄均不及同时期发达国家，难以支撑个人退休后的健康和养老消费水平，长寿时代的到来对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影响程度更大，重新规划长寿时代个体全生命周期的安排，是社会、政府、企业都需要考虑的问题。中国的企业已经在积极探索长寿时代的解决方案，为中国乃至全球面对长寿时代的挑战和机遇提供了一种以企业实践推动社会变革的可持续稳定发展方案。

本文系统性地阐述了长寿时代的特征与形成，扩充并丰富了其内涵与外延，对相关的学术理论进行了详实的研究，并从动态视角探讨了长寿时代的挑战和机遇，提出了对中国应对策略的建议，初步提出了解决方案的设想和具体商业实践。在长寿时代的理论框架下，下一步需进一步扩充完善长寿时代相关的人口学、健康经济学、长寿经济等学术理论的研究，深入解析长寿经济的需求结构和生产方式，延伸丰富长寿时代解决方案的实践探索，重点探讨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前瞻性地根据长寿时代的理论推动社会产业结构的变化，引领商业企业的发展变革，解决长寿时代可能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

原文刊发：

陈东升：《长寿时代的理论与对策》，《管理世界》，2020年第4期，第66~85、129页。